作者：孙运舟
[ALIGN=center][IMGA=0,absMiddle]http://image2.sina.com.cn/dy/upload/20041208/207/1102493325/gb/paper176/1/class017600003/image/img160085_1.jpg[/IMGA][/ALIGN]
[I][COLOR=#cc5233] 周恩来三次谈及他要到西藏的愿望，未能成行。然而，他情系西藏，特别关注祖国大陆最后解放的这块特殊地方，参与党中央、毛泽东对西藏方针政策的制订，并身体力行，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写下了划时代的辉煌篇章。[/COLOR][/I]
[B] 为和平解放西藏辛勤操劳[/B]
按照《共同纲领》规定，西藏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自治区。中央决定用和平方式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周恩来同志为实现这一方针呕心沥血，辛勤操劳。
1950年1月14日，美国合众社公布一则新闻，声称西藏当局正组织所谓“亲善使团”赴英、美、中、印等国表明西藏“独立”。中央人民政府对这一消息十分重视。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发表谈话，指出：“如果西藏地方当局背叛祖国，向外国派出‘亲善使团’表明‘独立’，中央人民政府将不容忍。任何接待‘亲善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敌意。”同时指出，西藏地方当局应派代表团来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在这一警告下，美、英等国拒绝西藏“亲善使团”访问，已派出赴美、英等国的“亲善使团”先遣人员至江孜被撤回拉萨。派往北京表明“独立”的代表，抵达新德里，滞留印度。
党中央、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发展，适时地作出人民解放军必须尽早解放西藏的决策。指示进藏部队做好两手准备，“进军西藏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取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谈判。”
中央发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后，受到藏族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肩负解放西藏任务的西南局、西北局，除作军事准备外，通过一切可以采取的方式包括派劝和代表赴拉萨劝和，向西藏当局传达中央和平解放西藏方针，希望他们派代表与中央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听信英国人“不要和中国谈判”的挑拨，不顾中央和藏族爱国人士和平解放西藏的愿望，不但不派出和谈代表，而且对从青海赴藏劝和的代表实行隔离、扣押、封锁，使劝和代表无法工作。从四川出发的劝和使者格达活佛行至昌都即遭残害身亡。与此同时，他们继续向昌都地区金沙江沿线增兵布防，决心用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周总理为于1950年8月21日，通过备忘录形式告知对和谈有影响的印度政府：“西藏为中国领土，人民解放军负有解放西藏领土及西藏人民的神圣责任。中央人民政府赞成并主张以和平友好方式解决西藏问题。”针对滞留印度的“亲善使团”代表，备忘录指出：“西藏代表是地方性的及民族性的代表团，他们应到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中央人民政府已命令我驻印度大使在接见西藏代表团时，欢迎他们前来北京商谈。”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代办申健、大使袁仲贤奉命三次接见西藏代表，敦促他们来北京谈判，但他们迟迟不动。这时，朝鲜战争已爆发两个多月，美国正拼凑侵朝伙伴，以联合国名义出兵侵略朝鲜，并武力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西藏当局错误估计了形势，对中央、周总理和谈号召不予答复。滞留印度的西藏代表夏格巴等人采用“拖的手腕”，坐观局势变化，寻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机会。
周总理热爱西藏人民，坚决贯彻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直到昌都战役临战前的9月30日，他还在全国政协成立周年庆祝会上，再次发出西藏当局勿再迟疑速派人和谈的忠告，重申人民解放军决心解放西藏，保卫国防，愿以和平方式求得实现的方针。他特别指出，西藏的爱国人士对此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西藏当局不再迟疑，好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西藏当局不听总理忠告，拒绝和谈，准备顽抗到底。
人民解放军于10月6日突破藏军防线向昌都挺进，19日解放昌都。
昌都战役的胜利，给帝国主义势力以沉重打击，西藏当局主战派妄图以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的梦想随之破灭。西藏内部的主和派同主战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两派较量结果，主战派头目达扎下台，不满18岁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亲政。1951年1月27日，达赖致函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表示愿和中央政府谈判。2月1日，袁仲贤复信达赖转达毛主席对他亲政的祝贺，并欢迎他派代表赴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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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战役结束后，帝国主义仍不甘心在西藏的失败，一方面阴谋阻挠我中央和西藏地方的谈判，另一方面由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出马发表颠倒是非的讲话，攻击人民解放军解放祖国神圣领土是“侵略”，教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向联合国呼吁，要求联合国干预。一向自称是中国人民朋友的印度政府，竟三次照会中国外交部，进行无理责难和恐吓。周总理领导的外交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据理批驳帝国主义的污蔑和攻击，表明中国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严正立场，对印度政府的无理责难，按国际惯例复照澄清事实真象。当达赖和西藏官员会议决定派代表和中央谈判时，印度政府虽然表示支持，但又由尼赫鲁总理出面给途经印度的西藏代表出谋划策，“指导”他们如何向中央政府要价讨价，什么条件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直接插手西藏地方和中央的谈判。
印度政府对我国内政的干涉，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关切。3月21日周总理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指出：“达赖已经在亚东，有人正引诱他去印度。”“我们尊重西藏宗教信仰自由，同意达赖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派代表来进行谈判。”“按照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西藏将来一定成为中国境内的民族自治区。”“如果达赖不走，经过谈判解决，人民解放军可以和平方式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可保持。果能为此，中印关系亦可增进一步。达赖去了印度，就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一种阴影。”这一推诚相见的谈话，使印度政府不能不答复我外交部，说印不鼓励达赖离开西藏，可劝说他不去印。但又说如果达赖决定要去，按国际惯例，给予避难权，为以后继续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留有借口。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敦促下，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会议最终决定派出和谈代表，分两路进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
经国内路线赴京谈判的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一行于4月22日到达北京。周总理和朱总司令率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各界数千人到北京站欢迎西藏代表团的到来。总理谈笑风生，和蔼可亲，平等待人，为友好协商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良好气氛。转道印度的西藏代表于4月26日到达北京，也受到总理的热烈欢迎。
4月28日，周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黄炎培副总理宴请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周总理在宴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欢迎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指出大家要共同遵守的谈判条件，宣布了中央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名单。席间周总理还指示参加和谈的中央方面的代表，谈判时一定要把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和班禅方面人员的团结工作做好。30年后，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回忆往事时说：“除中央代表和我们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认真地、亲切地谈判以外，周总理还亲自接待我们，多次同我们讲党的民族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提高了我们的认识”。“经过反复磋商，根据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贯方针和西藏的实际情况，正确地解决了各项复杂的问题，最后李维汉等同志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我们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B]成立自治区筹委，树立希望中心[/B]
人民解放军执行《协议》，1951年7月向西藏和平进军，年底到达部分边防要地。出走亚东的达赖喇嘛，在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劝告下，于1951年8月17日返回拉萨。十世班禅也重返日喀则驻锡地，恢复了固有地位。这样，加上昌都解放委员会，西藏境内实际上存在着三种互不隶属的政权，分别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如何把这三个地区组成统一的自治区，是一个非常困难复杂的问题。按照《协议》规定，西藏应成立统一的军政委员会，因西藏上层害怕而没有成立。中共日喀则分工委提出先在班禅地区成立自治区，先分治而后统一。对此，西藏工委领导层存在分歧。多数同志认为，为争取达赖，“党在西藏的方针是使西藏逐步地走向统一，成立统一的自治区，而不是先实行分治而后走向统一。”并决定将工委意见和日喀则分工委意见同时上报中央。
1954年7月，达赖、班禅联袂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期间，他们受到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在9月11日的接见谈话中，毛主席详细分析了国内形势变化，提出不成立军政委员会，而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达赖、班禅表示同意。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家民委主任李维汉根据毛主席指示，组织召开达赖、班禅、昌都解放委员会、进藏工作人员四方会议，决定成立由各方代表参加的自治区筹委筹备领导小组。
《协议》签订后，周总理时刻关注协议执行情况，从各个方面促进西藏进步，为实现统一的自治区创造条件。毛主席提出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总理认为这是“在西藏树立一个希望的中心”，是向成立自治区过渡的好形式。他耐心细致地给各方做工作，营造友好协商实现统一的条件。在总理关怀和李维汉领导的筹备小组努力下，短时间内就草拟了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五个文件，即：1、筹委会的性质任务；2、筹委会的人员组成；3、筹委会下设机构；4、筹委会与国务院的隶属关系；5、筹委会的财政问题。
达赖、班禅在京参加人大会议，赴外地参观访问，取得巨大成功，决定干1955年3月12日离京返藏。周总理非常及时地于3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及西藏其他事项。经各方再次协商和总理的说服教育，会议通过《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和国务院帮助西藏建设及交通运输问题的决定，同时批复了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为成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B]“我们主张民族区域自治”[/B]
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早在1949年9月，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派，起草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时，就把这一政策写入了建国临时大法，后来又载入历次宪法之中，成为党和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和基本政治制度。
共同纲领和宪法规定的民族政策，集中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愿望。
总理在做《共同纲领》草案起草报告时说：“为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我们主张民族区域自治。”“今天帝国主义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第三条，规定了“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但是，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的西藏，每做一件对人民有利的事(包括免费给群众治病、办学校)都要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才能办成，成立自治区更是如此。
达赖副经师赤江、噶伦索康等分裂主义分子会上举手赞成自治区筹委成立，会后指使昌都江达地区头人齐美贡布带武装.匕山叛乱。1956年11月，达赖出访印度，他们又和国外分裂主义分子串通一气，策动达赖留居印度，宣布“西藏独立”。周总理亲赴印度访问，一个月之内三次同达赖谈话，劝说达赖于1957年4月回到拉萨。5月20日，窜到拉萨的康区叛乱头目恩珠仓·公布扎西等人在拉萨成立反动组织“四水六岗”，(意为四条河，六座山，泛指甘、青、滇、川等有藏族居住地区)要建立几乎包括所有藏族地区在内的“西藏独立国”。在此之前，有人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建立大藏族自治区”的主张，干挠党在西藏建立民族自治区的主张。
1957年7、8月间，全国人大民委针对国内外民族关系上出现的新问题，在青岛召开民族工作座谈会，总结经验解决问题。周总理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全面、系统、准确地阐明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详细分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国内民族关系的形成与苏联民族关系的区别。指出不同的国情，必须采取不同的政策。他说：“我们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他谆谆告诫与会代表，在中国适宜于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宜于建立也无法建立民族共和国。历史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应当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分裂，民族“单干”。我们不要想民族分立，更不应该想民族“单干”。总理这篇重要讲话，是对全国讲的，虽然没有提名批评“西藏独立”，“大藏族自治区”，却切中西藏实际。会议代表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观教育。
青岛会议期间，总理两次接见西藏代表。他十分深情地向西藏代表说：“西藏工作的发展总会是曲折前进的，有时候就顺利一点，有时候就困难一点，不要因为困难就灰心”，鼓励代表们把工作做好，稳步前进。同时还谈了做好上层工作，干部工作，筹委工作和民主改革等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对西藏的一贯方针政策，再次指出历史给西藏创造的条件是民族区域自治，她的管辖范围是前后藏，再加昌都，给西藏自治区界定了既照顾历史沿革又有利于藏族同胞发展的区域管辖范围。
[B]下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自治区筹委行使地方政府职权[/B]
齐美贡布叛乱后，西藏局部地区叛乱日趋严重。周总理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同达赖及其主要官员谈话，要他们执行《协议》和宪法，不要搞分裂活动，放弃“西藏独立 立场，负起平息局部叛乱的责任。同时，严正警告他们：“谁想搞‘独立’使西藏脱离中国，这是叛国行为。”如果万一全面叛乱发生了，人民解放军一定将叛乱镇压下去。”“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主义分子，利令智昏，不听总理告诫，再一次打错了算盘。他们为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天堂”长期不变，反对民主改革。他们把人民解放军的忍耐、宽大，视为不敢平叛，软弱可欺，于1959年3月10日，发动武装叛乱，3月20日凌晨，向拉萨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全面进攻当天，我人民解放军奉命平叛。
在拉萨驻军平叛的关键时刻，总理亲自守在电话机旁，随时掌握平叛情况，传达中央、毛主席指示。
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履行《宪法》赋予他的神圣职责，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并从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达赖喇嘛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任命自治区筹委常务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为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撤销叛乱分子索康、柳霞、夏苏等18人的自治区筹委委员和一切职务，并按国家法律分别给予惩处。
党中央这一历史性的重大决策，极大地鼓舞了西藏军民联手平息叛乱的斗志，受到西藏各族各界和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结束了噶厦政府240多年的黑暗、残酷统治，摧毁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最大障碍，吹响了民主改革、百万农奴彻底翻身解放的号角。 [B]“自治区成立我去拉萨”[/B]
西藏经过民主改革，稳定发展历史阶段，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共西藏工委、筹委直接领导下，县以下实行了民主选举，成立西藏自治区条件已经成熟。经中央批准，决定于1965年9月上旬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领导机关，成立西藏自治区，并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
西藏各族人民在欢庆自治区正式成立的节日里，多么盼望总理莅临指导共度节日！周总理曾多次表示，西藏“自治区成立我去拉萨”。这是总理对西藏人民的关怀与厚爱。但由于身体等原因，未能实现他同西藏人民共度节日的心愿。他委托代表团把党中央、毛主席及他本人对西藏人民的关怀，带给了西藏人民。节日之际，总理指示给西藏各县配备小汽车、高压锅，给区、乡配备四波段收音机，给解放军边防哨卡配备新设备，给各族群众送他们喜欢的茶叶。这些虽是一些日常用品，在当时条件下，都是难得的贵重礼物。总理人未到，却给西藏人民留下永远难忘的记忆。
1970年的2月，周总理同尼泊尔驻华临时代办巴塔来依谈他不能应邀参加尼国王于、公主婚礼时，再次提到5年前的未了心愿。他说；“如果飞机能够飞越西藏上空直达加德满都，我去一天也是好的，我一直等待是否有这个机会”。这时，总理已是70岁高龄，“文革”带来的劳累，“四人帮”的迫害，身体已相当虚弱，但他还想着乘飞机飞越西藏上空，俯瞰祖国神圣领土、他没曾到过的美丽的西藏。可是，他终未能如愿，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总理虽然没有到拉萨，但他情满西藏的伟大业绩，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西藏人民铭记不忘。如今他的大幅彩色肖像，仍悬挂在党政机关、平常百姓家，受到西藏人民的永远爱戴与敬仰。(作者原为原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B]本文节选自《周恩来与西藏》一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出版发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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