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2年１０月，奥地利施蒂利亚洲首府格拉茨市市长施丁格尔（社会党，2003年退休）邀请达赖到格拉茨市主持弘法大会——时轮金刚灌顶仪式。一时间，奥地利的部分政要无视中方的抗议、交涉，纷纷登场；施蒂利亚州州长、格拉茨市长亲自迎接和宴请，联邦政府教科文部部长、经济部国务秘书都跑到格拉茨出席欢迎达赖的活动，奥地利外长也抽暇专程去会晤达赖；格拉茨大学还向达赖颁发“荣誉证书”。奥地利的媒体也借机鼓噪。但就在这期间，确切地说，是在这之前，针对即将在格拉茨举办的弘法大会和对达赖本人的疑惑、质疑、批判、斥责的声浪也传了出来。
　　2002年８月，瑞士刊物《伦理》（Ethos）刊登了题为“达赖喇嘛微笑着——但格拉茨人知道吗，他们在干什么？”的文章。
2002年9月3日，奥地利《标准报》（Der Standard）刊登了文章“时轮金刚灌顶：达赖喇嘛的一个战争礼拜仪式”。
　　2002年9月5日，德国《莱茵商神》报（Rheinischer Merkur）刊登文章“极度野蛮的武士——隐藏在时轮金刚灌顶背后的是什么？”
　　2002年9月9日，奥地利《标准报》再次刊登文章，题为“智慧、爱情、坦然或者：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奥地利天主教协会告诫教徒，要与格拉茨的弘法大会保持距离。
　　在这些质问、批判、揭露、斥责的声浪中，最响亮的是来自德国名为特里蒙迪的一对夫妇。如果说，上述针对格拉茨弘法大会的批判文章，主要集中火力于达赖主持的藏传佛教时轮金刚灌顶礼拜仪式的实质，那么，特里蒙迪夫妇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把投枪指向了达赖本人。
二  
　　特里蒙迪夫妇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从一个达赖的崇拜者、追随者，成为了揭露、批判达赖的勇士。他们通过著作、答记者问、演讲和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综合国际上批判达赖的见解，通过各种媒介向达赖宣战；他们要揭开达赖的面具。
早在2002年5月，达赖应德国社民党巴伐利亚州州党部和德国联邦内政部长奥托·谢利邀请访问慕尼黑之前，特里蒙迪夫妇就对新闻界发表声明，要就下列问题与达赖公开辩论：
１、流亡藏人中不民主的组织结构和专横的统治模式；
２、压迫宗教少数派（如Shugden）事件；
３、侵吞募捐款；
４、流亡藏人政府中和藏传佛教里的迷信；  
５、通过藏传佛教的观念和实践强烈影响新右翼和新纳粹；  
６、为了树立绝对的积极形象而故意伪造西藏历史；  
７、公开宣扬以一个全世界独尊的藏传佛教取代西方的颓废；
８、在藏传佛教的礼俗中对妇女的性剥削和侵害；
９、始终力图通过片面的信息使西藏和中国的矛盾激化；
10、始终诋毁和压制对他们的批评者；等等。
　　2002年10月，奥地利格拉茨为达赖举办弘法大会之前，特里蒙迪夫妇通过各种媒体，就时轮金刚灌顶法会这一专题向达赖提出20个问题，从达赖鼓吹的藏传佛教教义本质揭露达赖的伪善、专断、凶残的丑恶面目。
　　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出版两部专著、多处发表文章、随时回答记者提问等，对达赖进行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他们的揭露和批判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达赖与纳粹的关系
　　特里蒙迪夫妇援引了大量确凿的证据，揭示出达赖与纳粹德国和纳粹分子的关系。
　　纳粹对西藏有特殊的兴趣，以为心目中的纯种亚利安人王国与西藏有特殊的联系。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曾于1938年派遣了以恩斯特·塞弗尔（Ernst Schafer）和布鲁诺·贝尔格（Bruno Berger）为首的“党卫军塞弗尔考察团”赴西藏考察。1939年8月，考察团回到德国受到希姆莱隆重的欢迎，希姆莱向塞弗尔颁发“党卫军骷髅戒指”和 “党卫军荣誉剑”。1943年1月16日，纳粹在慕尼黑大学设立了斯文·赫定学院落成，塞弗尔被任命为院长。同天，赛弗尔1939年在考察中拍摄的影片《西藏秘密》首映。与塞弗尔一道赴藏的纳粹骨干分子贝尔格后被提升为党卫军冲锋队大队长，1971年作为纳粹战犯受审，1998年死去。在1980年、 1990年，贝尔格还两次会见达赖，二人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交谈。期间达赖曾经致函智利总统皮诺切特，要求赦免贝尔格的罪行。
　　达赖与奥地利的海因里希·哈勒关系密切。特里蒙迪夫妇说，哈勒是证据确凿的纳粹分子。其50年代从西藏回奥后至今，一直利用各种手段美化达赖和攻击中国政府。这在西方几乎人所共知。达赖至今和哈勒保持密切交往。面对人们的质疑，达赖在1997年的一次答记者问中辩护说：“我当然知道，海因里希·哈勒的德国背景，而且是在那个时期，当德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忏悔人站在全世界面前的时候。但是我们西藏人由于传统的关系总是为咬输了的狗（Hunderdogs Parter）所感动，并因此认为，德国人在40年代末已经受到盟军的足够惩罚和屈辱。”
　　达赖在周游世界的旅途中曾多次在智利和其他地方会见米格尔·谢拉诺（Mignel Serrano）。谢拉诺是智利纳粹党的头子，曾任智利驻奥地利大使。当达赖出逃到印度时，谢拉诺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外交官到印度边界去迎接达赖。达赖为此还赠给他一只名为“它拉”的藏獒。这个谢拉诺是个狂热的希特勒分子，他在1978年还著书把希特勒称为神的化身并宣称，希特勒没有死，仍在南极的一个地下基地靠飞碟上的巨大舰艇夺取对全世界的统治权。
2、达赖与邪教的关系
　　日本恐怖分子、邪教奥姆真理教头子麻原彰晃是希特勒的崇拜者，又属于达赖密友的圈子，是达赖在印度营盘的座上宾。达赖曾给他书写了随身携带的两份文件——至为庄重的推荐书。达赖在文件中推崇“麻原大师”是“有资格的宗教导师”，要求“日本政府给奥姆真理教应得的免税地位和恰如其分的认可”。对于麻原彰晃及其邪教的罪行，达赖至今缄口不谈，而奥姆教至今在日本仍很活跃。特里蒙迪夫妇认为，达赖与麻原同纳粹本质上一脉相承。
3、达赖的和平政策
　　特里蒙迪夫妇揭发说，被称为“和平亲王”的达赖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与凡蒂冈教皇、与其他几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如卡特、曼德拉、图图不同。达赖没有对美国布什的战争政策提出指责、批评，没有声援世界各地的反战示威。2003年３月11日，战争爆发前5天，达赖发表了不疼不痒的一通废话：“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祈祷逐步结束战争传统。但我不知道，我们的祈祷会不会有什么实际的帮助。但目前这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３月22日，达赖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件，因此对达赖阁下来说所能做的有一个界限，特别是面对西藏人民所担当的责任。”
　　特里蒙迪揭露，这位“和平亲王”实际上是“伪君子”。早在1998年，当印度核试验加剧了印巴紧张局势时，达赖说：“认为少数国家可以据有中子武器而世界的另一些国家不可以的观点，是不民主的。”达赖还称赞美国政府攻打阿富汗的合法性。他说：“我在此刻很惊讶也很赞赏，比起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比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来不同”，他说美国方面，“在选择打击目标时，非常非常小心。”这位所谓的“和平”人士，真令人极为陌生。特里蒙迪夫妇说，达赖的和平形象“是一个有意导演出来的伪装。”事实上，“藏传佛教也好，藏人的历史也好，达赖喇嘛这位和平亲王也好，还是流亡藏人的政策也好，从原则上讲都不是和平的。”
4、达赖所代表的制度
　　特里蒙迪夫妇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指出，达赖代表的、维护的、执行的是“封建农奴制”，“50年前，生活在中世纪的状态中。”达赖妄图建立藏传佛教全球专制政权。
５、达赖的分裂行径
　　达赖一伙长期以来，一再重复着“汉人屠杀藏人，汉人摧毁藏民族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的谎言。特里蒙迪夫妇说：“每一个诚实对待西藏现实的人都知道，那里没有发生过‘民族谋杀’和‘宗教谋杀’。相反，西方国家很少了解的是，汉人努力在创办亲汉的喇嘛教。他们为此修复旧的寺庙并把藏族喇嘛置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关键地位中。”在谈到最近几年西藏存在的问题时，特里蒙迪夫妇强调：“最近两年（指1998年以来）西藏的主要矛盾，没有一次是以西藏僧侣为一方，以中国政府为另一方，而是僧侣内部不同派别间的矛盾（Shugden反对达赖、班禅派）。这种内部的矛盾肯定有利于汉人政治上的利用，但却不是由他们而是由达赖引起的，达赖流亡在外仍然残酷镇压Shugden的追随者。”
　　特里蒙迪夫妇还援引美国政界人士安特耶·弗尔马（Antje Vllmar）和玛丽·鲁滨逊(Mary Robinson)的话指出，“在西藏没有发生过像流亡藏人一再肯定的‘民族谋杀’”。
　　特里蒙迪夫妇还谈到揭露批判达赖的艰巨性。1999年４月，他们接受《伯尔尼报》记者采访时曾分析说：  
１、因为很多所谓的“专业人员”如藏学研究人员、宗教研究人员和记者，已经属于藏传佛教的信仰者，有的已经开始了念经诵佛的活动或者积极地参加有西藏名目的社团活动。他们不可能也不想客观地批评。
２、因为达赖的西藏已经在西方世界成为了一个广泛传播的令人景仰的和神秘的形象，具有不可侵犯的力量，失掉这些会带来巨大的恐慌。
３、因为从根本上理解不了喇嘛教义确定的那种政权与教权的紧密交织。
４、因为人不想接受这一体系的可怕也不想失去幻想，特别是在西方基督教遭到许多人拒绝而以达赖为首的藏传佛教则以一个威严的替代物出现时。
５、因为国际上的喇嘛教推行着灵巧的政策，在西方展示着与他们实实在在根本不同的形象。
６、因为达赖喇嘛对西方来说是在与中国的争斗中的一个重要棋子，所以达赖喇嘛在西方才“百无禁忌”。
 
三
　　特里蒙迪夫妇是谁？他们如何开始批判达赖的？
　　特里蒙迪夫妇分别是维克多和维克多里亚·特里蒙迪，是两人的笔名。特里蒙迪概括了丈夫至今生活、事业上的三个阶段，维克多和维克多里亚都是表示“战胜了仇恨、忌妒、无知”的意思。
　　这对夫妇的真实姓名是赫尔伯特·伦琴（Herbert Rottgen）和玛丽亚娜·伦琴（Mariana Rottgen）。
伦琴先生1940年生于德国，1964年毕业于德国科隆大学法律专业，后又在法国和德国的慕尼黑大学继续深造。他迄今为止的生活和事业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66年至1977年，被他自己称为“革命阶段”。
　　1967年，他与厄尔勒女士(Gisela Erler)在慕尼黑合作成立了左倾的、与1968年学生运动密切关联的出版社。用他的话说，当时这个出版社是特别引人注目和招惹是非的。那时，他出版的书籍有切·格瓦拉的《玻利维亚日记》（1968）、鲁迪·杜赤克（Rudi Dutschke）的《长征》（1968）等等。这期间，他还与托马斯·施密特（Thomas Schmid）合作出版刊物《自治——对抗工厂社会的物质》。与此同时，还出版了关于女权运动、同性恋，关于绿党、乡土艺术和印第安人运动的第一批德文书籍。
第二阶段，1977年至1987年，被他称为“心灵阶段”。 
　　七十年代末，伦琴先生通过观察认识到，仅靠政治的和社会的努力和运动，不能解决人类社会现存的问题。他认为必须经过当时所谓的“激烈的觉悟转变”，寻找新的途径。于是，他便在思想上同时在出版计划上进行了宗教与科学、传统与现代、神话与历史、神秘学与感性以及各种文化、各种宗教之间的思考和讨论。这个时期，他写了题为《火山上的舞蹈——左翼的和其他选择的终结》的论文，出版了与他做类似思考的人的著作，如台奥多雷·罗查克（Theodore Rozsak）的《未完成的动物》（1982），大卫·波姆（David Bohm）的《含蓄的秩序》（1985），劳伦斯·杜莱尔(Lawrence Durrell)的《道的微笑》（1985），14世达赖喇嘛的《爱的逻辑》（1985），等等。 
　　这期间，伦琴先生和他的出版社组织和参与组织了一系列的研讨会。比如，1982年与卡洛琳娜·塔扬友玛(Carolyne tayangyoma)一道在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上为达赖喇嘛组织了题为“地球的均势”的大型报告会。1984年，与奥地利的国际论坛一道在奥地利举办了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题为“其他的现实——自然科学与精神传统的新趋同”研讨会。1986年，在慕尼黑组织了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题为“空间与时间”研讨会，并参与组织了达赖到奥地利进行正式访问。
　　第三阶段是1988年至今，被他称为“文化批判阶段”。  
　　1986年，出版社关门。1989年，伦琴先生与他现在的妻子结婚，一段新生活开始了。
　　回首80年代，他曾对各种宗教寄托很大的希望，也曾在“新眼界”运动中期望一种新的文化诞生。但他们夫妇俩发现，他们推进的国际文化碰撞和交流，只能触及表层，而对宗教教义和宗教神秘根本发挥不了任何影响。于是，他们又转向对文化史、宗教史的深层研究，并在1989年至1991年期间组织了一系列国际文化运动。之后，在1994年至1998年间，他们在研究基础上写出了对藏传佛教的批判，并于1999年发表了以《达赖喇嘛的阴影——藏传佛教中的性、魔幻和政治》为题的著作。
　　从这时起，他们夫妇二人开始了揭露、批判达赖的学术活动。2002年，他们又出版了《希特勒—佛—克里斯那——从第三帝国到今天的一个不神圣的同盟》。
　　伦琴夫人出生于一个艺术世家。她毕业于维也纳的法国学校，掌握多种语言，后在维也纳音乐大学等院校学习小提琴和艺术史，曾在维也纳音乐宫乐队和维也纳施特劳斯乐团演奏过。1987年，她策划组建了苏黎世“国际文化交流公司”（ICC，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1988年又组建了维也纳“艺术国际论坛”等，并同她丈夫一道深层研究文化史、宗教史，撰写批判达赖的论著。 fr GUT#9?n  
　　伦琴夫妇（特里蒙迪夫妇）对达赖的揭露和批判引起了不同方面的不同反响。尤其因为伦琴先生80年代曾因与达赖不同寻常的往来名噪一时。但现在，他们夫妇俩被列在达赖及其追随者的黑名单之首，是达赖最恨的人。达赖和他的追随者攻击他们是“毛主义分子”，是拿中共津贴、替中共宣传的人等等；威胁、恐吓与漫骂象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们。伦琴夫妇坦然地说，谁对达赖说一句批评的话，谁就被诬蔑为“亲华”、“亲共”，“替中共宣传”。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也说明达赖他们内心的空虚。
　　伦琴夫妇特别是伦琴先生是怎样开始揭发批判达赖的？德国巴伐利亚电台记者吕卜克(Lupke)1999年３月提问：他（达赖）在您心目中曾是光明的形象，为什么您还要背离他？
 　　伦琴先生说：“当５年前我们开始写我们的文化史著作时，我们和藏传佛教的关系还是很积极的。和许多人一样，我们相信，达赖喇嘛以勇气和信念表达了我们内心很看重的社会价值的大部分：温和、对所有不幸事物的同情、超越阶级界限、生态觉悟、跨越敌对情绪、团结友爱精神、社会投入、宗教间对话、文化接触等等……
　　我们当时不仅在历史观念上与14世达赖喇嘛联系在一起，作为出版人，我还出版过他的书，为他组织过很多研讨会和大型活动。1982年，我开着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从巴黎接他来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飞机遇上风暴摇摆得很吓人。生活中的这种时刻造成了一种发展成尽管是松散的友情联系。”
　　但就是在与达赖的这种联系中，为了进一步了解藏传佛教，伦琴夫妇开始了他们深入的学术研究。“为了在藏传佛教中发现一种精神学说，回答并指出我们解释世界问题的方案”，伦琴夫妇说，他们研究了有关藏传佛教的历史、经书、早年金刚大师的传记特别是西藏的历史、达赖喇嘛和流亡政策。他们说：“研究的结果是毁灭性的，致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迄今为止的认识……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达赖喇嘛是一个绝妙的权术里手，他蒙蔽了他的追随者和整个西方世界，在他们眼前掩盖了他那返祖的宗教的真实企图。对我们来说一时间出现了个人的危机，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我们过去曾经高度评价的精神榜样和一个私人朋友分道扬镳。”
　　伦琴先生，这位自嘲是“达赖喇嘛的卷帘人”的人，就这样反戈一击，成为了欧洲批判达赖喇嘛的坚定的勇敢斗士。
 
四
　　在西方，当一批包括没落贵族家庭成员、所谓的政治家、社会贤达、艺术家们在内的形形色色的人喧闹在达赖神话和反华的丑剧中时，在林林总总的媒体几乎完全倒向达赖并为之鼓噪的气氛下，揭露和批判达赖的声音破天荒地响起来，而且正如当地媒体所称，“这一次不是来自中国”，无疑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伦琴夫妇，正因为他们先前在思想上行动上和私人感情上与达赖有过那样密切的关系，他们从达赖身边站起来，向世界揭穿达赖的真面目，这对那些达赖的追随者，无论是盲目的还是有谋的，都是具有震撼力的，对达赖及其一伙也是沉重的打击。
从伦琴夫妇引用的资料看，他们揭露达赖一伙维护的是“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但他们并非简单地停留在判断上，而是运用了大量的资料进行科学剖析，提示达赖隐瞒史实，撕开了他的面具。伦琴夫妇的这种批判因此对达赖的那些盲目追随者对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是具有说服力的。
　　伦琴夫妇在批判藏传佛教时，始终使用“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流亡藏人所代表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在批判达赖时，都强调“14世达赖喇嘛”。显然，他们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所指是有限定的。
　　伦琴夫妇时时关注西方世界围绕达赖和藏传佛教的各种见解，特别是批判和反批判动向、论点论据。我们通过伦琴夫妇可以了解到，近几年来，西方世界批判达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达赖的神话开始走向破灭，达赖在西方开始碰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