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起，开始有先民居住在青藏高原。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成为现在的藏族。
吐蕃王朝
公元七世纪初，唐朝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十余个部落和部族，在西藏高原实现统一。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成果。他曾两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于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宾王”。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200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
公元821年，吐蕃王赤热巴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与吐蕃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时在唐长庆元年（822年）和二年（823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商议今后“社稷如一”。记载这次会盟内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
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
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
自13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归入元朝版图后，中国虽然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1368年明朝建立后，采取了普遍封赐的政策，对具有政治实力的地方诸教派首领均赐加以“王”、“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袭了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其间，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部分地区建立了宗本制度，所任各宗的行政首脑，明朝皆授以官职，使其既为宗本（相当于县长）又为中央命官。
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对西藏的治理更加严密，使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管辖的施政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
1652年，五世达赖进京入见。
1653年，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达赖，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
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班禅喇嘛的名号。自此，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
1727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区界，就是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的。
1750年，再次调整管理西藏的行政体制，废除郡王制度，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规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务的体制。
1793年，清朝政府就驻藏大臣的职权、达赖与班禅及其他大活佛转世、边界军事防务、对外交涉、财政税收、货币铸造与管理，以及寺院的供养和管理等，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29条。此后100余年，29条章程确定的基本原则一直是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法规的规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坚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藏军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另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现行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护，西藏的社会改革，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解决，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分别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决心维护祖国主权的统一；西藏各阶层僧俗人士和各地藏族领袖也表示坚决支持。从此，西藏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54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B][FACE=楷体_GB2312 ][COLOR=#ff0000][SIZE=7]白玉戈巴： 康区父系社会活化石[/FACE][/COLOR][/SIZE][/B]
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至今还存在着若干以男性血缘为纽带的大小团体，他们以“戈巴”为其组织，以组织中男性的多少划分大小，以其姓氏或职业名称确定其分属，各戈巴自成一系，互不干涉，实行严格的外婚制和血族复仇制，在物品分配上还存在许多原始共产制成份的遗迹，使用藏文藏语。
戈巴及其特点
戈巴，或译“帕错”，意为“父群一伙”或“父系集团”，是当地及外人对其组织的藏语简称。其主要特点为：
1、成员只以男性计算。凡男子呱呱堕地之日起就是戈巴成员，称为“错巴”，稍懂事即开始参加戈巴内的会议，讨论对外的谈判与械斗，商讨战利品及抢劫物资的分配，对无男性家庭财产的继承，解决戈巴内外的纠纷。
2、女性称“纳加”，意为“手上的东西”，乃男子的附属品，不算戈巴成员。无财产继承和婚姻自主权。到了一定年龄，由戈巴会议商讨其婚事，往往成为戈巴间联系或结成同盟的纽带。婚后的地位由生男生女决定，如不能生男孩或孩子，可以由戈巴安排其夫再娶。女子丧偶，由戈巴安排某男去接管她和全部家产，女若私奔而生有男孩，戈巴有权要回儿子并负责赔偿一定损失了结，有时还会引起械斗。
3、戈巴内无固定领袖和办事人，一切事宜由戈巴会议裁决。戈巴内有一个不经选举的名誉首领，是靠平时办事有魄力、有胆量、能说会道自然受到大家敬重产生的。地位不固定，也无特权。戈巴内大小事务都由男性错巴共同商定，有分歧时少数服从多数。
4、每个成员必须全力维护本戈巴利益，严守秘密，不得向外泄露内情，否则视为反叛，受到迫害或被开除。如在戈巴间发生械斗或纠纷需要赔偿对方损失时，一切费用由全部成员分摊；若得到赔偿，除受害者家中留下1／3外，其余也由全体成员分摊。
5、戈巴内严禁发生两性关系和通婚。
6、戈巴有为其成员雪耻和复仇的义务，凡男性错巴，从小受到“一个戈巴一只手”等维护本集团利益的教育，十分团结。一人有难全戈巴共同承担；一人被杀，其遗物由老人保管，并经常拿出来教育青年，直到为其复仇为止。
7、在分配偷抢所得或猎获物时，一般实行平均分配的原则，如戈巴间逮获偷盗者后，被逮方的戈巴要按所盗物品的3－9倍赔偿。
8、戈巴名称有因其成员最早立房的男性姓名来命名的，如盖玉乡的“欧戈”，就因第一房男子叫欧股如马；有因其职业而命名的，如“朵戈”乃因其先辈为石匠。
9、戈巴有大小，但一律平等，各自为政。戈巴为一经济单位，大的几十户，也有大戈巴分出几兄弟而另立戈巴的，他们之间有亲属关系而无领属关系。
10、内部纠纷由戈巴会议解决，全体成员都有爱护、培养子女、赡养老人的义务。
11、盛行一妻多夫制。为了保证财力、人力的集中和维护本戈巴势力，一般几兄弟合娶一妻，相当普遍。如山岩乡，这样的家庭占总户数的90％以上。
这些特点实际上也就是“戈巴”一词所包括的内容和其内部长期实行的习惯法。可见，一个戈巴是一个以父系血缘为纽带，以习惯法为组织行动指南的较为原始的组织。
戈巴的分布
戈巴大部分集中在白玉县盖玉区的盖玉、沙玛、山岩3个乡以及隔江相望的藏东贡觉县，其中又以沙玛、山岩较为集中。据1974年统计，在“盖玉全区有大小戈巴89个，分布在22个核算单位，平均每个生产队有4个戈巴组织，多的达8至9个。全区参加戈巴的有841户，占总户数的75.08%，3370余人，占总人数的70%强。”但在沙玛，“戈巴户数占到了总户数的98.8%，人口占到98%。”在山岩乡中，“戈巴户占总户数的94.8%，人口占90%。”50年前，除盖玉乡有少数非戈巴户外，沙玛、山岩几乎全属戈巴势力，连清王朝、国民党、德格土司都感鞭长莫及，视之为“野番”，实行不理不问的孤立政策。
戈巴大多集中分布在金沙江畔的深山狭谷中，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该组织得以保留至今。90年代以来，人口发展很快，目前有1万余人。
来源和形成
在沙玛乡，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有一位天神云游四方时，发现这里水土丰美，忍不住动了凡念，落下云头与当地的一位姑娘结成亲，生下3个儿子，3兄弟长大后，各据一方繁衍后代。为了传承上的区别，老大建立了“安忙戈巴”；老二建立了“切西戈巴”，老三建立了“扪戈戈巴”，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形成沙玛乡的众多戈巴。
在山岩乡勒巴一带，另有一则与上述“土生说”完全不同的传说，很久以前，一个叫发巴的男子携妻子流落到这里，发现土地肥沃，就定居下来，垦荒播种。后来又相继迁来杜果、拉却两兄弟和木勒一家，逐渐形成7户。开始大家相安无事，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水源等成为各户争夺的对象。为了扩大和巩固既得利益，各户成立戈巴，以血缘关系来确立势力，逐渐向外发展，形成众多戈巴。
盖玉一带还流传着清末赵尔丰遗下的军丁以及流放犯人以帮会为组织，逐渐演变成戈巴的说法。这种说法不可信，清末汉地的封建制中已孕育有资本主义因素，在私有制中熏陶出来的兵丁等成员，不可能退回到几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形态去。
一般认为，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不断向东扩张，东部一些小部落不甘其压迫，沿袭原来的社会形态，逃迁到金沙江中游的大山谷中。由于其居住环境的险要，外人不敢入侵。但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他们要生存，要发展，就形成了这种戈巴组织。
信奉宁玛派
戈巴以血缘为纽带，私有制才开始萌芽，但全部信仰藏传佛教中的宁玛派。盖玉区有4座喇嘛寺和1座尼姑寺。盖玉的康翁寺、沙玛的扎玛寺、山岩尼根寺是几个戈巴的主寺，有几十至百人以上的住寺僧尼。有的寺中尚保留着一种与佛教教义相违的祭祀，尼根寺要举行杀牛、羊等牲畜祭祀佛或先辈。僧人以能偷抢、善战、凶悍为尊，住寺的僧众中，多数长辫俗衣，半天念经，半天饮酒，有时边念边饮，念完经出门已烂醉如泥。现今山岩乡觉母寺(尼姑寺)的活佛是个男性，不但饮酒吃肉，还有妻室儿女，常常是边做法事边饮酒，这些都与藏传佛教的基本教规相矛盾。
重大活动
除戈巴会议外，较大的活动有械斗、盟誓和集体狩猎。
械斗解放前经常发生，各戈巴有血族复仇、土地、婚姻等各种原因引起的械斗。甲方拿斧头在乙方一户大门口砍一斧，算是挑战；乙方去对方回砍一斧，就算应战，一场械斗就此开始。有时要延续多年，如山岩乡的松果戈巴与木勒戈巴从1939年一直打到1947年，双方损失惨重，死20多人，毁房50多间，许多人倾家荡产，外流他乡。
械斗期间，女人照常到田间生产，伤害妇女可耻，如是男性，即使对方中有其姐夫、妹夫或侄儿，一概杀死，绝无情义。解决械斗的办法，一是其它戈巴首领来调解，二是一方乞和。输理或战败方赔偿胜者好3件、差3件、不好不差再3件的3套共27件物品。而败方总将战死者的血衣等物收藏起来教育后代，令他们早日复仇，所以又潜藏着新的械斗。1950年后，械斗问题才算真正得以解决。
盟誓有几种情况，主要是接纳非戈巴血缘的男子加入，一个外来人或雇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后，通过戈巴会议，令其当众盟誓效忠本戈巴，遵守规矩，然后大家相互敬酒，他就成为本戈巴的错巴了。另一种盟誓是据以评断是非曲直，以敢不敢发誓为界，若都敢发誓，曲直就不了了之。
每年春播过后，戈巴扶老携幼，全部或大部分上山去围猎，在山洞里一住几月，除草季节回来除草，之后直到秋收才满载猎物而归。他们擅长赶猎：根据山谷地形，选几个枪法好的火枪手或弓箭手伏于野兽必经的道上，其他人从山脚开始鸣锣放枪，吆喝着往山上驱赶，待各种野兽被赶得精疲力尽到达山顶，神枪手们从容射击。有时收获甚丰，猎获物平均分配。下山后，全戈巴煮酒吃肉、唱歌跳舞庆贺。这个传统的狩猎方式一直沿袭至今。
生活习俗
盖玉区至今还存在10多米高的雕房，一栋紧靠一栋，一栋比一栋稍高一节，成梯状向上延伸，有的毗连几十户，排成长条或半圆于半山。最矮的一栋为其创始者。各户之间相通，犹如恩格斯所描绘的“大公房”被隔成小间一样。
房屋一般为3层，底层关畜，上层是库房和厕所，中层为厨房和卧室，为一家主要活动地方，靠墙一面有一象征性的灶，上置大铜锅，盛满清水，不作饮用，一年换一次，为占卜之用：水干为凶兆，不干则吉祥如意。
紧挨灶下的大火塘用3块石头做支点，安锅炊事。家人以男左女右次序围坐两旁，入夜睡卧也在这里。室内陈设简单，主要是木器、泥具、石器用具，铁、铜制品很少。
戈巴多以生食为主，主食为糌粑、豌豆面等调淡茶。最上等的“马龚”，是在宰杀牲畜或猎获兽禽后，用其血、肉、肠等加糌粑调和，切成小圆砣，再蘸盐生吃，待客则将其烤至半熟。50年前，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盐、茶、火柴等被视为珍品，外来人用一盒火柴、少许盐就能换到大量麝香、药材、皮革等；50年后，在国家大力扶持下，情况大有好转，但因交通不便，个别地方仍视盐巴为珍品。
戈巴人的穿着十分简陋，在山岩、沙玛的少数地方仍可见男女上身赤裸，下身围一张皮，扎一带子遮羞、赤脚行走的人群。春耕和秋收时，有的男子全身一丝不挂，只用一红线缠住生殖器表示不敢放肆。妇女视而不见，一起劳动，毫不见怪。目前许多地方由于政府扶持，已穿上衣服，但扎一皮子遮羞的现象还在一些地方存在。
戈巴间以物易物，货币不流行。男子喜爱枪、酒、大铜锅和好马，爱蓄长辫，无长发者也要做假发。女子喜好各类珠子等小物作装饰，围猎和对歌，是人们最乐于参加的活动。
各戈巴间青年们交往自由，大家在一起饮酒对歌跳舞，显得很随便。但男女间禁绝发生关系，忌于戈巴间的冲突，社交活动中青年们对此十分谨慎。如山岩乡，1950年以来仅有3个非婚生子，这在藏区少见。
戈巴的这些特点，与恩格斯所论述的易洛魁人的氏族习俗十分近似，说明戈巴是原始的父系氏族社会形态的产儿，虽然它已有一些变化，但还未超越这一低级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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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楷体_GB2312 ][COLOR=#ff0000][SIZE=7]蕃尼古道上的考古发现[/FACE][/COLOR][/SIZE][/B][/ALIGN]
公元7世纪中叶，中西交通上出现了一条新的国际通道棗吐蕃尼婆罗道。这条道路经拉萨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加德满都谷地，再经尼婆罗首都而入印度。这条道路南端最初的开通，可能与藏王松赞干布迎请尼婆罗赤尊公主有关。据藏文典籍《智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曾派大臣吞米桑布扎为“迎婚使”，携带着大量金币、金粉、璎珞等礼物前去尼婆罗请婚。
开始，尼婆罗王借口吐蕃之地荒凉且无佛教而不允，吐蕃则威胁说：“如不许以公主，则发五万化身军队，令其摧毁尼婆罗，且将公主带来。”尼婆罗王无奈，只好同意将公主下嫁吐蕃。赤尊公主入藏，藏史记载松赞干布曾派人至芒域迎接，尼婆罗臣民也将公主送至芒域。而“芒域”的中心位置，大致就在今日西藏西南部中尼边境的吉隆一带。唐代初年，唐王朝遣王玄策等人出使印度，便利用了松赞干布时期凿通的南段路线，从而将从中原经吐蕃，再经尼婆罗而至印度的南、北两段通道全程连通。
在此之前的中印陆路交通，多是采取“天山道”（即传统的“丝绸之路”）或者“云南道”。这条新路开通以后，立即成为佛教传播和中西文化的一条重要通道。高僧玄照、玄太、道方、道生、玄会等人，都是从这条新道西行印度求法；西藏佛教“前宏期”的奠基人之一莲花生大师从印度进藏，也是走的这条经过“芒域”入山口的道路，相传他还曾在此降服过本教的“十二女神”，将她们收伏为佛教的护法神。不仅如此，中原的纸与造纸术，也经由此道由吐蕃传入尼婆罗和印度。
然而，1000多年的历史风尘早已湮灭了这条古道的痕迹，后世的人们已难以辨明其具体的走向与出山口究竟在何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力图从不同角度，来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唐使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为了调查证实这条古代国际交通线上的历史遗迹，我们这支考古调查队沿着吉隆与中尼边境一带，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踏查，取得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发现，从而揭开了唐代中西交通史迹考古上重要的一页。
罗桑老人的情怀
吉隆县宗喀乡乡长罗桑，在当地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老人，他不仅对这里的风土民情、一草一木了如指掌，而且还充满了智慧和幽默感。最与众不同的，是他怀里无论何时都揣着一架十分精致的折叠式望远镜，那还是上个世纪从英国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只要他端起望远镜四处眺望，周围的老少爷们无不流露出由衷的敬慕神情。
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罗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经常主动为我们带路、翻译。一天在野外调查的途中，他表情有些忧虑地提到，现在县城北面的马拉山下，县里正在修建一条水渠，可能要炸掉一块“神石”。他想请我们出面跟县里说一下，不要破坏了这块“神石”，因为乡里的老人常常要到那里去朝拜，向它供祭酥油和“风马旗”（藏区一种印有狮、马、虎、龙、鹏及佛像的小旗幡，以示对天、地、人三界神灵的崇拜）。
他还特别强调说：“这块石头可不一般，上面刻有好多汉字。”我们一听，立刻感到这个线索十分重要。回到县城，马上向主管工作的县委刘书记打听这件事。刘书记证实道：的确有这么一块石头，上面有些模模糊糊的汉字，大概是清代赵尔丰时期刻的吧，请你们去看看重不重要，不要紧的话，过两天群众开渠就要把它给炸掉了。棗这一带由于在清代曾驻扎过屯垦的清兵，所以人们都对“赵尔丰”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请罗桑老人作向导，驱车前往马拉山口。
车出县城，向北行驶约5公里左右，进入一条比较宽阔的山沟。在离沟口不远处，罗桑让司机停车。他领着大家步行片刻，穿过一条名叫“鲁玛满久”的小溪，爬上山坡，来到一块崖阴下面，用衣袖揩了揩上面抹涂的厚厚的一层酥油，指着一块长宽不到一米的岩面对我们说：“看吧，就是这块石头！”
我们凑近岩石细细观察，上面隐隐约约的确可以看到一些竖书的汉文，每个字约2厘米见方，都有阴线刻出的方框相间，但由于上面抹涂的酥油太多，无法准确地识出。于是，从车上取来汽油喷灯，烧热一锅温水，逐行逐字的洗净酥油。猛然，眼前一亮，岩面上开头的一行文字十分清晰地显现在我们眼前：“维大唐显庆三年，大唐驭天下之……”
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难道是一通唐碑？！
接下来，奇迹出现了，从清洗干净的石刻额题上，一排每字约5厘米见方的篆书也显露出来，虽然有些漫漶不清，但却可以准确地识读出“大唐天竺使出铭”7个左书大字。直到这时，我们方才确信，眼前这通下半部已残的摩崖石刻，既不是一块西藏常见的宗教信拜物，也不是所谓赵尔丰所刻的石碑，而的的确确是一通唐代碑铭，从碑铭的书体、行文格式，也都确凿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突如其来的发现面前，我们强压下内心的激动，加紧进行清洗，当时已经预感到，这很可能是一个会让世人震惊的考古新发现。
[FACE=楷体_GB2312 ][COLOR=#ff0000][SIZE=7]大唐使节的碑铭[/FACE][/COLOR][/SIZE]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清洗，石碑现存的222个文字全部清楚地显露出来，其中虽有相当部分的文字已泐陨，但其大意仍可以断断续续地得以了解。碑文记载云：大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六月，大唐国势强盛，高宗皇帝继承太宗皇帝所开创的宏伟功业，一统天下之威，教化所致，达于四海。故派遣使节左骁卫长使王玄策等“选关内良家之子”数人，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跋涉，越雪山，过栈道，经“小杨同之西”出使天竺，因感征程多艰辛，边境风光之壮美，联想到东汉破匈奴于稽落山之后，尚有“刻石勒功，记汉威德”之举，而此行动倍于往，更当于此建碑刻铭，以记功德。从而可以完全断定，这是一通由当年大唐使节王玄策等人所建立的出使天竺的“记功碑”，也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有关唐代王玄策出使天竺事件的实物史料。碑中所记王玄策，据唐史记载，系洛阳人，在唐初贞观、显庆年间曾奉旨前后三度出使印度，是唐代中印交通史上十分著名的旅行家。通过后来进行的研究考证，我们才知道这通碑铭的发现，解决了历史上有关王玄策出使天竺事件中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首先，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过去史料记载十分混乱，有不同的说法。根据新发现的碑铭可以确知其是在唐显庆三年从中原出发，经过一年的旅行抵达中尼边境吉隆，然后才越过边境去往天竺。其次，是王玄策使团所选取的路线，过去对其究竟是从哪个山口出境的，也多存歧义，现在通过他们所建石碑的位置，可以确认其是采取由吉隆马拉山口的路线，向南出尼婆罗边境。其三，关于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的随行人员与外交目的。过去的史料中短缺，现在完全可以通过碑文所记加以复原，弥补史书的重大不足之处。
唐碑拓本局部。字面用阴线细刻方框间隔，每一方框约高4厘米，宽3.5厘米，楷书汉文约2厘米见方，字体端庄美丽、刻工精良。
除此之外，这通初唐的碑铭还对于研究当时的唐蕃关系、西藏历史地理等问题也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这通碑铭是迄今为止在西藏高原所发现的汉文石刻碑铭中年代最早的一通。比现存于拉萨大昭寺前的著名的《唐蕃会盟碑》早165年。结合当时的唐蕃关系看，王玄策第三次出使之时，松赞干布已经去世，由吐蕃“大伦”禄东赞执掌朝政。禄东赞从唐高宗显庆元年起，由于发兵击白兰氐、吐谷浑而与唐处于对峙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唐使团还能够自中原越吐蕃腹心地带直抵其西南边境，说明尽管当时双方的关系虽已变得十分复杂，但也十分微妙。这当中很可能与文成公主所起的作用也有一定的关系。据史料记载，这条“尼婆罗道”初通之时，高僧玄照法师就是在吐蕃得到文成公主的指点和资助，才通过此道顺利抵达天竺的，而从文成公主的生卒年代上考证，当王玄策第三次奉旨出使时，文成公主还应在世。所以王玄策一行能够成行，是否也与得到文成公主的协助有关，是值得考虑的因素。碑文中还提到了不少历史地名，如“小杨同”这个地名，过去中外学者提出的地望很不一致，现在如果根据石碑本身所在的位置作为坐标来加以考察，这个历史上的不解之结也就迎刃相解了。
如果不是罗桑老人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神石”情有独钟，如果不是我们这支考察队恰好赶在群众开渠炸石之前到达吉隆，那么，这块重要的碑或许将会永远地从这里消失，留下藏汉两个民族永远的遗憾。
唐碑发现之后
在对这块碑铭进行清洗之后，当天已经来不及进行详细记录、拓片，我们立即赶回县城，把这一重要发现向县政府作了汇报，并紧急电告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请求采取保护措施。次日，我们再赴现场对唐碑作了记录、拓片。
第三天，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与文化厅方面也派员赶来吉隆，与当地政府共商制定保护方案：一是请当地有经验的工匠将石碑整体切割下来，运回拉萨加以保护；二是就地采取保护措施。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按照第一方案，一是可能在切割、搬迁的过程中造成石碑的损坏，甚至更可能使石碑全部解体；二是如果离开了石碑的原生地点，作为一种中外交通史的史迹，也就失去了它具有的特殊意义。相比之下，第二种方案被认为比较合理可行。最后，作出了两项决定：一是原定的水渠改道修建；二是对唐碑就地加固保护。
唐碑发现之后在国内外学术界所引起的轰动，完全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东洋史专家池田温称“这是能够与文献相对应的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值得大书特书”，另一位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西藏史专家山口瑞凤认为“这是一个解决历史地理学上重大问题的重要发现，对于研究中国中原与西藏、印度、尼泊尔的历史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各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都向各界公布了西藏高原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然而直到今天，这通碑虽然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问题，但仍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例如，碑文中除王玄策之外，还出现有贺守一、刘嘉宾、刘仁楷等人的名字，这些人中有的显然是王玄策使团的成员，但却至今未能在唐代的文献史料中查找到关于他们的材料。在当时如此重大的事件中，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来自何处？在使团中承担何种使命？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找到答案。此外，碑文中还提到王玄策、刘仁楷选有“关内良家之子六□（人？）”组成出使团的随员，这些关内的良家子弟们是6人，还是60人？碑文中这个很关键的字的泐陨，也给我们推测使团的规模留下未解的谜团；至于这些跟随王玄策历尽千辛万苦的出征健儿的英名，也许将成为一个永远的秘密而沉入史海，无人知晓。
吉隆唐碑的发现，再一次证明了西藏高原在中西交通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证明了喜马拉雅山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可能早在汉唐时代，这里便有过一条“高原丝绸之路”或“佛教传播之路”存在，吉隆唐碑的发现，仅仅不过是撩开了高原古道神秘面纱的一角。
[B][FACE=楷体_GB2312 ][COLOR=#ff0000][SIZE=7]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FACE][/COLOR][/SIZE][/B]
[IMGA=0,absMiddle]http://www.cctv.com/specials/xz/lishi/song.gif[/IMGA] 松赞干布，西藏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他像佛祖和高僧大德一样为藏族人民世代供奉。
松赞干布的生年现尚存争议。一般认为他诞生于公元617年，即隋朝义宁元年，松赞干布的父亲朗日松赞是吐蕃王朝第31代赞普。（藏语里面，赞为雄豪有力，普为大丈夫之意，故吐蕃王朝将国王称为赞普。）松赞干布出生时，吐蕃王朝的都城还在雅鲁藏布江南岸泽当，正是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成长以后，南征北战，统一了高原上的各个部落，并建新都拉萨，带领雅隆部落走向更为辽阔的天地，开辟了藏族历史的新纪元。 由于他对藏族历史的巨大贡献，被后人尊称为松赞干布，意为深沉宽厚杰出能干的男子。唐代的历史书，称他为“弃弄赞”。松赞干布3岁的时候，其父朗日松赞率兵灭掉了北方的苏毗部落，初步统一了西藏高原，由一个山南地方的小邦首领一跃成为吐蕃各部的君主。松赞干布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严格的训练，成为精通骑射、角力、击剑而武艺出众，又爱好民歌、善于吟诗的文武全才的王子。
唐贞观三年（629年），松赞干布13岁时，国王朗日松赞被人毒死。诸族一起举兵叛变，西部的羊同部落乘势入侵，苏毗旧贵族也在积极地进行“复国”活动，纷纷向吐蕃进兵发难。松赞干布在这种内困外扰的严重局势下继承王位，成为吐蕃第32代赞普。他沉稳果敢，以强硬手段应付叛乱，经过3年征战，终于稳定了局势，再次恢复了吐蕃的统一。贞观六年（632年），松赞干布率部众渡过雅鲁藏布江，把都城迁到在拉萨河畔新建的拉萨。
吐蕃迁都以后，松赞干布制定了一系列兼并周边诸族的战略方针，旨在统一高原。苏毗地处吐蕃北部，散居在青海玉树等处，区域辽阔，农牧兼营，盛产良马。羊同，又称羌塘，位吐蕃西部，盛产与吐蕃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灭掉这两个王国后，松赞干布又着手经略东方，将位于今天青海东南部和四川西北地区的党项（古代羌人的一支）和位于今甘肃、青海等地的吐谷浑（古代鲜卑族的一支）征服。至此，东与大唐的凉、松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印度），强大土蕃王朝巍然屹立在青藏高原。
重新统一吐蕃王朝之后，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尔国尺尊公主，又向当时统治中原的同样雄才大略的唐朝皇帝李世民求亲。贞观八年（634年），他派出使者赴长安与唐朝通好问聘。当时唐太宗没有同意，松赞干布几次派人向唐朝请婚也未能如愿，便决定用武力逼婚，于贞观十二年（638年）爆发了蕃唐首次战争。贞观十四年（640年），松赞干布又派大相噶尔东赞备厚礼黄金五千两及宝物珍玩数百件，到长安再次向唐太宗请婚。翌年，太宗允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嫁松赞干布。
[IMGA=0,absMiddle]http://www.cctv.com/specials/xz/lishi/wencheng.gif[/IMGA]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松赞干布25岁，唐朝派江夏王、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16岁的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在拉萨玛布日山（今布达拉山）专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城池和宫室。 松赞干布的两位妻子均来自佛法昌盛的尼泊尔和唐朝，两位公主都信仰佛教，她们先后带来了佛像、佛经、法物等到吐蕃。在公主们的影响下，松赞干布也接受了佛教。尺尊公主、文成公主分别在吐蕃建立了大昭、小昭二寺。
松赞干布除了武功以外，尚有文治，最为人称颂的是创制文字。
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派出以吞弥桑布扎为首的16名贵族子弟到天竺（克什米尔）等地留学，创制了有30个字母的藏文拼音文字。
永徽元年（650年），松赞干布在34岁（因生年尚有争议，故此为一家之说）的盛年时去世于拉萨。（松赞干布卒于650年，明确记载于汉文史籍《唐书吐蕃传》、《唐会要》、《资治通鉴》、《通典》诸书中，因此藏学界没有异议。）
[B][FACE=楷体_GB2312 ][COLOR=#ff0000][SIZE=7]唐代高级将领--噶.论弓仁[/FACE][/COLOR][/SIZE][/B]
噶.芒布结.论弓仁（663－723年），唐代高级将领。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论弓仁出身于吐蕃噶氏家族（位于今山南穷结县）。他的祖父噶.东赞辅佐吐蕃英主松赞干布，名垂千史。他的父亲论钦陵则继噶.东赞之后，成为吐蕃炙手可热、专统兵马的大论。
论弓仁所处的时代，后荒马乱，狼烟四起，征战抢掠无时不有，促使其从小专心习武，熟娴刀箭弓马、演兵布阵。成年后，即随父兄驰骋疆场，建功立业。
正当钦陵父子对内权势显赫，凌驾于其他贵族之上；对外长期驻守突厥、吐谷浑，与唐军浴血奋争安西四镇之时，吐蕃内部赞普与其家族的权力之争更为激烈。吐蕃赞普赤德松赞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甘心大权旁落，更难容忍噶氏家族专横用事，便开始酝酿除掉论钦陵等。证圣元年（695年），赞普趁论钦陵正与唐朝大将王孝杰血战之时，先发制人，打掉噶氏家族在逻些的势力，然后派人召论钦陵等人回府。钦陵料知事情有变，举兵反叛。赞普即调兵遣将，于圣历元年（698年）亲征。是年冬，论钦陵兵败后在宗喀地方（今青海湟水流域）自杀，左右殉死者数百人，吐蕃王朝历史上贵族专政的局面也随之而去。
翌年（699年），论弓仁继其叔父赞婆率千余人投唐后，又率所统吐谷浑部七千帐入中原。唐王朝对他们待以上宾，施以殊礼。羽林军飞骑郊外迎接，则天后亲自接见，并赐宴武威殿，气氛热烈欢洽。唐朝还赐予他们铁券，赞婆被授以“辅国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归德郡王”。论弓仁则被封为左羽林大将军“安国公”，食邑二千户。所辖军队被安置在凉州兴源谷。不久赞婆因病去世，唐迁追赠其特进“安西大都护”。
论弓仁到中原后，颇受重用，他也以其所长尽心事唐，当年即于唐蕃争战的前线，动之以情，“以论家世恩”劝说吐蕃军队数千人放下武器，避免了一场流血恶战。以后，因突厥等部扰唐，朝迁虑及边患不已，“中军必谋于元老，上将固选于时杰”，即遣论弓仁率军平乱。论弓仁果然不负众望，战果辉煌，短短数年，历有升迁。
景龙元年（707年），他被受封为“朔方军前锋游奕使”。
景龙二年（708年），再任“左骁骑将军”。
开元五年（717年），兼“归德州都督使”。
开元八年（720年），由本卫大将军改“朔方节度副大使”。
官职的擢升与论弓仁卓越超群的才能、英勇顽强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所史料记载，“公之理兵也，坚三革，利五刃，偶拳勇，齐力信，罚分甘苦，六辔如手掌，千夫一心，接獯猃犹蚊蚋，卧沙塞如衽席，荐居露食垂二十年。”他治军有方，纪律严是，能做到“雨毕而成师，冰泮而休卒”“寒气入于肌骨，夜霜出于发鬓，人不堪其勒，公不改其节。”他征战沙场，多次化险为夷，揽胜利于已手。
开元初，突厥九姓乱，论弓仁领兵远征大漠，降服了火拔部喻多真种落。又一次，突厥遣趺跌思太叛唐，论弓仁再次挥师讨伐，战于杰柳润，为探查敌方军情，论弓仁仅率500兵丁赴前沿，他们自新堡出发不久，即遇敌坦伏，一时火炮齐鸣，喊声大作，其部下惶恐万后，“众寡成倍，公杀牛为垒，啖寇为饷。决命再宿，冲溃重围，连兵蹑踵，千里转战……朔方诸军，壮其战矣！”
论弓仁戎马倥偬，“凡前后大战数十，小战数百”却“算元遗策，兵有全胜，”历仕武后、中宗、睿宗至玄宗四朝，勋业彪炳，名振朝野，为中原地区的安定立下了汗马功劳，成就了唐王朝的光辉事业。
论弓仁因长期在马上生活，“积战多疮，累劳生疹”，一病不起。唐玄宗闻悉后，即遣太医往诊，无奈病入膏肓，开元十一年（723年）四月五日，一代骁将不幸病逝，享年60岁。他逝世后，唐迁追赠其“拨川郡王”“称故国，志其本也”，谥曰“忠”。并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哀悼仪式，于翌年四月葬于长安南郊。因其事迹突出，《唐书》中专为其立传，并立碑表墓，由唐朝名士集贤院学士知院事、右丞相兼中书令张说为其为《拨川郡王碑》，碑文写得情真意切，褒扬之情，溢于言表：“声暴露于天下，业光辉于代载”，这就是论弓仁其人，他的后代也因此封官袭爵，备受优渥，受封食邑，累世不绝。
论弓仁在中原生活达24年之久，成为中原王朝中最早的藏族高级将领。从此，藏族僧侣人士在中央王朝任职受封者，代不乏人。他们为缔造和捍卫祖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B][FACE=楷体_GB2312 ][COLOR=#ff0000][SIZE=7]元代政治家--桑哥[/FACE][/COLOR][/SIZE][/B]
桑哥（??－291年），元代中央政府宰相，政治家。
桑哥出生于多麦（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昌都）一带地区，具体出生地方及生年不详。幼年时，曾拜国师丹巴功嘉葛刺思为师。由于他聪颖好学，“多知识，能通藏、蒙、汉、畏吾儿和其它言语，”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乌斯藏萨迦派首领八思巴及其弟弟恰那多吉从大都返回西藏途中，桑哥得到了他们的赏识，并将其带至乌斯藏，担任西番译吏。
以后，八思巴多次遣桑哥往元朝皇帝驾前办事，并向上举荐他的才能，因而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喜爱，将他调进京都委以官职，加以重用。桑哥也不辜负朝廷之重望，“历任各种官职，俱胜任。”最终（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桑哥官擢升总制院使，掌释教兼治吐蕃之事的高位。
至元十三年（1276年）乌斯藏萨迦派本钦释迦桑布去世，八思巴从内地返回萨迦处理乌斯藏事务。翌年，萨迦派部矛盾斗争爆发，新任萨迦本钦贡噶桑布与八思巴意见抵牾。而一些官员从中作梗，扩大事端。八思巴遣臣速报忽必烈，请示派兵进藏平乱。桑哥遂奉命统领7万蒙古军队和3万青、藏区的军队长驱直入，杀贡噶桑波，流放了一些其他肇事官员，平息了这场萨迦派的内部骚乱。
紧接着，桑哥又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来巩固元朝在乌斯藏的统治。一方面加强当地防务，留下了1千余人的蒙古军队，驻守各边塞要道，一部分防备西路蒙古的进犯，一部分防备来自喜马拉雅山区的冬仁部落的干扰；另一方面整顿驿站，对以往由前藏各万户派人到藏北草地建立驿站，而驿使不忍藏北严寒逃跑，影响中央政府与地方令信情报上传下达的问题作了处理。决定改由蒙古军接管前藏地区设在藏北的驿站，而由各万户负责驿站的蒙古军队的肉、粮食、医药品等各种物资和马匹的供给等，从而保证了驿路的畅通无阻。除外，至元十五年（1278年），桑哥回到大都后，大胆起用了旧僚整顿财政，针对当时朝廷入不敷出的困窘状态提出了许多改革财政的建议。因为他的贤能，更加赢得了元世祖的宠信。
至元二十四年（ 1287年）二月，忽必烈设置了尚书省，遂任命桑哥为平章政事。三月，他奉旨检核中书省，校出亏欠钞4770锭，昏钞1345锭，遂上书罢免了中书省长官多人，世祖为之更加信服了他的忠诚和实干。同年十月，正式任命桑哥为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司事，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担任中央王朝宰相要职的藏族官员。
桑哥出任宰相后，克尽其职，竭力抨击了上自中央朝廷下至各行省的不法官员，奏请皇帝革职罢免了这些昏愦无能的贪官污吏，同时他还大刀阔斧地从上至下整饬吏治，任人惟贤；整顿财政，振兴国家经济，整顿驿站，强化元朝中央政府对辖区棗吐蕃地区的直接统治等等。然而，桑哥的一系列所为，却触犯了蒙古上层贵族官僚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嫉恨。至元二十八年（藏历第五饶迥金兔年，公元1291年），他们弹劾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以“专权黩货”罪下狱，将他迫害至死。
桑哥一生精明强干，他从一个普通的译吏，擢升为平章政事、总制院使、尚书右丞相开府仪同三司，成为忽必烈元中央王朝中权势盛极的显赫人物，为加强中央政府同乌斯藏地区的关系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B][FACE=楷体_GB2312 ][COLOR=#ff0000][SIZE=7]山岩戈巴 --被遗忘的萨玛王朝后裔[/FACE][/COLOR][/SIZE][/B]
徒步长江考察的和作社与程晓洁撰写的有关四川白玉县山岩戈巴父系部落报道，于1997年12月和1998年初先后在《中国三峡工程报》、《长江日报》、《上海青年报》、《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转载，认为这个部落是神秘消失的阿里王朝后裔，笔者通过研究，认为山岩人是纯正的原始康巴藏民族，是康区民族发展史的活化石，它的残存，是研究康巴民族人类发展史的珍贵活文物。
阿里王后裔不可能到山岩
公元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被弑，其子威宋和云丹分别由王族、外族支持，为争夺王位而连年混战。混战过程中，吐蕃东部朵甘思地区爆发了平民和奴隶暴动，并迅速波及全境，吐蕃贵族连同各地的军政建置，全部被横扫一空，但由此也形成了各地分割的局面。对此，藏文史籍《智者喜宴》第七品第140叶记载，“吐蕃本土历经此火并内讧，日趋支离破碎，于是境内各处每每分割为二，诸如大政权与小政权，从多部与微弱部，金枝与玉叶，肉食者与谷食者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宋史》卷492“吐蕃卷”也记述道：“唐末，瓜沙之地复为所隔，然而国亦自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曾经称雄中亚的吐蕃王朝就此瓦解。
公元985年，吐蕃王室受到奴隶起义军的痛击，狼狈向西逃窜。威宋之子贝考赞在娘若香堡地区（今西藏江孜城），被起义军首领许补氏擒诛，其子吉德尼玛衮逃至西部羊同今阿里普兰地方，娶大臣之女没庐氏，生三子，之后，长子日巴衮占据磨域（又称芒域），以今克什米尔的列城为中心，后成为拉达克之首领；次子扎什德衮占据普兰，以西藏普兰县为中心，成为当地首领；三子德祖衮占据乍布朗，继承其父的事业，以今西藏扎达县为中心，建立古格王朝。从此吐蕃原来辖属的大小羊同地区改称纳里索古鲁孙，意为领域三部。这三个首领可说是吐蕃王室后裔在大动乱后的幸存者。此后下传数代，王室后裔中还有人北上宗喀（今青海东部湟水流域），南入亚泽（今尼泊尔西北部）等边远民族杂居地区，建立过政权。
古格王宫坐落在一个陡峭高峻的土山之巅，只有一条用石板铺成的台阶，曲折穿过山洞暗道，通往山顶。路旁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土洞，分别是军火库（堆放鹅卵石块）和打造兵器的作坊。王宫分为内千和外千，内千（围墙内）有君王家族及文臣武将1000人驻扎；外千由1000军民把守。
民间传说到古格末代，国王觉达布时期，拉达克首领森格南加向古格发动战争。按血缘关系，森格南加还是觉达布的表哥。表哥调来千军万马，团团围住表弟的王宫，外千很快沦陷，内千紧闭宫门顽强抵抗，将领们一个个阵亡，势力锐减。虽然如此，表哥的猛攻仍不能奏效，他就强迫山下的百姓从远处背来石头，依山峦垒起高墙，准备等石墙齐宫时占领王宫。热爱觉达布的百姓们痛苦之极，觉达布于心不忍，便手捧一盘金子，走出宫门，向森格南加投降。
森格南加说，“你投降得太晚了，而我又准备得过早了。”手起刀落，可怜觉达布一代名君惨死刀下。拉达克人占领王宫，将王后、妃子和所有活着的人全部杀死，尤其惨无人性的是，他们将那些身穿披巾的王妃和幼小的孩子扔下万丈深渊，仅仅因为“活人犹如飞鸟一般飞落得好看”。就这样，吐蕃王室后裔所建立的古格王朝永远消失了。
根据史料和上述民间传说，笔者认为阿里王朝后裔没有到过山岩，而且，从目前山岩残留的父系制尚无君、王、臣之分，也不可能是进入国家制并有相当佛教文化根基的阿里王朝的子民。
萨玛王朝的后裔
根据清末边军统领刘赞廷的《边藏刍言》整理的武城县志记载，“武城县原名三岩，距西康之中央崇山叠耸，沟溪环绕，森林绝谷，出入鸟道，形势危险，以吉池为上岩，雄松为中岩，察拉寺为下岩，总其名曰三岩，尚中外人士不迹之地，无酋长，以抢劫杀人为雄，历不属藏亦未附汉……”“总面积二万八千七百八十八万方里，其疆域北至玛隆与同普县界，东北以巴坝山顶与白玉县界，东与巴安县界；东以宗巴，南至日吉桑乡，以东属巴安，以西属武城，南以支巴水沟与宁静县界，西以吉池岭与贡县界。”这是山岩最早的文字记录。
赵尔丰收服山岩前，这里“化处野蕃，不服王化”，从现在仍流传的民间说唱中了解到，公元6世纪前，欧珠岗桑戈巴第45代祖先家中有4兄弟，郎德格布、蒙日布、温多打本和欧日布，住在沙马错青戈的得格下村，一天，泥石流吞没了村庄，四兄弟各自逃命，郎德格布逃到德格龚娅地区，成为德格土司的祖先；欧日布流浪到丁果村后，与大哥郎德格布共同组成欧珠岗桑戈巴；蒙日布流浪到山岩，凭借险要地形打家劫舍，声蜚四方，其村寨似老雕盘踞悬崖，故组成霍也戈巴（意为雕）；而温多打本到巴塘义敦一带，以他的善良和信义，获得周围人们拥护，组成错翁冷戈戈巴（意为众人的拥护）。这3个戈巴本为兄弟，源出一家，因此属大哥欧珠岗桑戈巴。戈巴最讲父系血缘关系，不分富贵、贫穷皆为一家，称“天下戈巴是一家”。
来源于沙马错青戈的山岩人，是纯正的康区原始藏民族。沙马史称扎马，从考古和史籍记载中得知，当时扎马人口密集，是巴塘、白玉、德格人类发源的中心。南宋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初，德格家族第29代四郎仁青随八思巴朝见忽必烈，被封为“多墨东本”，他在扎马地方建立“亦思马儿甘军民万户府”，史称“萨玛王朝”或“萨玛政权”，是康区最早的地方政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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