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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在对党外的处理上,采取了开明派的主张,除对制造街头动乱的肇事者本人严惩外,对一般参与者采取较为温和的做法,给人以不想中断“民主化”进程的形象。正如一些专门研究蒋经国的专著中指出的那样,在“高雄事件”善后问题上,他在四个方面做了转向工作:降低处理事件的调门,表示当局绝不会借“高雄事件”进行所谓“大整肃”;逐渐缩小打击面,为已经开始膨胀起来的打击党外势力的高压政策减压;三是设法平息高雄地区民愤,将已入狱一年的党外大老余登发“交保就医”;强调继续进行民主革新,表示高雄暴力事件“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制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制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蒋经国的四个方面的转向工作,显出他要比专制开明得多,比西方的民主要复杂得多,比保守派要明智得多,比开明派要慎重得多,比党外要狡猾得多。他的四条,既可以应付保守派,又可以让开明派满意,还可以让党外人士放心,即使在爱管东方人闲事的西方人那里也就没话可说了。

蒋经国的任何主张和国民党内的任何决策都将落实在具体的审判中。1980年2月20日,“警备总司令部的军事检察官”正式宣布,涉嫌“高雄事件”叛乱案的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等8人,已经侦查结束,并已起诉。

8名被告聘请的律师有15人,他们是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的张政雄、江鹏坚、谢长廷、苏贞昌、郑胜助、张俊雄、张火源、陈水扁、吕传胜、高瑞铮、郑冠礼,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的郭吉仁、李胜雄,毕业于政治大学法律系的尤清、郑庆隆,他们都是“充满正义感的一时俊彦”。3月18日上午9时零3分,为全岛和国际社会所关心的军法大审终于开场。几乎审判长和律师每场必争,每争必吵,每吵必僵。

公开审讯一共进行了9天。4月18日军事法庭举行公开宣判,以“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的罪名,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施明德成为两次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判处黄信介14年徒刑,褫夺公权10年;判处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有期徒刑12年,褫夺公权10年。被告不服,提出“原判决主文与理由严重矛盾;原判决认定事实,无中生有;原判决引用供词,断章取义;数十项证据声请,无一调查;被告自白均出不当方式、违法取供;所谓夺权计划,人证两缺,不足采信;原判决以被告演讲办杂志,推断叛乱”等“十大理由”要求取消原判,由军事法庭移交司法部门复审。上诉“国防部高等复判庭”被驳回,维持原判。

5月21日至26日,台湾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周平德、杨青矗、王拓等33名嫌犯,周平德、杨青矗、王拓被判处6年徒刑,还有26人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他们不服,上诉后略有调整。“高雄事件”的审判至此基本结束。

与军法大审同期,台湾又发生两起与之有关、震惊台湾的事件,也对台湾政治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林义雄灭门血案”。1980年2月28日,被列为“高雄事件”要犯的林义雄家里,发生惨案,59岁的老母、孪生女林亮均和林亭均被杀,8岁的大女儿林奂均被砍成重伤,林义雄的夫人方素敏正巧到监狱联系事务而逃过劫难。血案发生后,台湾当局同意林义雄出狱料理丧事,不久又收监服刑。警方当时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及时破案,也有计划,也有行动,也有文宣,可就是没有破案。“林家血案”使得因“高雄事件”后弥漫全岛的恐怖气氛达到顶点。这一残忍的、血淋淋的惨案,使得一些党外被捕人士的家属,开始与当局合作,接受当局的安排,听任当局的摆布,甚至失去斗志。同样,“林家血案”,一方面加重了台湾政治恐怖的气氛;另一方面,则升高了人们对被军法审判的“高雄事件”当事人的同情。

“高俊明案”。逃亡25天的施明德被捕后,帮助他逃亡的许晴富等9人很快被捉拿归案。4月24日,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高俊明也被逮捕。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在台湾已存在100多年,有960多个分会和16万名教徒,是当地历史最悠久、教徒也最多的基督教组织。高俊明是一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人物,早在70年代初兴起的当代台湾的第一次民主化高潮中,在他主持下,“长老会”就发表了《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第一次在岛内公开提出了“台独”的主张,一再叫嚣“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此次,高俊明既是藏匿施明德的主犯,又是公开宣扬“台独”的分裂分子,台湾当局顶住宗教界和西方的压力,判处高俊明7年徒刑。同案犯许晴富被判刑7年,林文珍被判刑5年,余下的7人各被判刑2年。

“高雄事件”在当代台湾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而与之同时的“林义雄灭门血案”、“高俊明案”又对“高雄事件”的审判和定刑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对岛内的政治也产生了一些作用。“高雄事件”的发生,只是朝野双方长期斗争的继续,更是范围更广阔、性质更严重、程度更激烈的下一轮斗争的序幕。“高雄事件”在台湾政治发展史和社会变化过程中,具有某种“界碑的作用”,正是在这个事件的冲击下,台湾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发展阶段。即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党外势力,都开始调整各自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在结束过去的论争方式的同时,开始新一轮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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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80年代,党外势力能否发展以及它们采取什么斗争方式,取决于岛内政局的变化。台湾政局的任何变化,又将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

首先,“法统危机”更加严重。国民党讲“法统”就是讲今天的台北当局是当年南京政府的“合法继承者”,它不谈国民党政权早在1949年10月就失去了对大陆的管辖权,国民党政权的“法统”已随着它在大陆的大失败而中断。逃台后,“法统”的象征就是“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等三大“中央民意机构”,这种“法统”一再受到人们的质疑:在民意机构中保留变相终身制的各种“民意代表”违反了西方民主政治法则和严重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此外,即使不让他们下台,到1990年,“资深代表”将丧失议事能力。因此,要么是重修“统治门面”,要么是甘心让“法统”消亡。对蒋经国来说,两者都有难度。“法统危机”也成为国民党统治诸多危机中的主要危机。

其二,“戒严”难以存在。台湾地区的“戒严”起自1949年5月20日,规定期间禁止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罢市、罢业,扰乱治安者处死刑。至此已经30余年,台湾成为世界上历时最悠久的“戒严区”,国民党的这一“戒严令”也成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戒严令。70年代以来,解除“戒严”和维护“戒严”是台湾各种政治斗争的焦点,“解除戒严”成为党外人士的基本口号。党外人士当选后,因有在议会讲话不负法律责任的特权,更是利用“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的讲台,在质询、问政时,把对“戒严”的批判作为抨击“执政党”的基本内容。

台湾“国民大会”会场在对待“戒严”问题上,可以说蒋经国是国民党集团上层最保守的人,当局的种种强化统治权的措施,无一不是出自蒋经国的决定。到蒋经国接班后,开始逐步开放,但是对于放弃“戒严”,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任何政治改革的措施都到“戒严线”上停止。

面对“法统危机和戒严存废”的制约,要么是进行全面的政治革新,要么是利用“高雄事件”继续实施高压统治。国民党方面从1980年起的6年间是全面紧缩。在6年的紧缩风潮下,台湾出现一系列的政治紧缩事件。

1979年2月,蒋经国决定成立由“总政战部主任”王升负责的“刘少康办公室”这一“党政军联合反统战组织”。“刘办”的成立,为当时深受蒋经国信任、反对向党外势力让步的王升扩充权力和到处插手提供了机会。王升和“刘办”、保守派刮起一阵阵的紧缩风,制造出一起起的政治案:1981年7月回台探亲的美籍华人教授陈文成在被“警备总司令部”约谈后死亡;1982年4月30日,“警总”出面围剿国民党元老陶百川;1982年11月5日,以军特系统为背景、有王升授意的极右刊物《龙旗》发表社论,攻击《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报霸,脚踏国民党、党外、台独、中共及自由派的‘五脚怪兽’”。

1983年3月,王升赴美访问。在美期间,他竟然与美方交换了“对接班人问题的看法”,这显然是越权。4月26日,《中央日报》、《联合报》大楼被炸,王升的“军警系统”却没有及时预防和破案,党内和社会上认为这是负责社会治安和政战的王升失职。在王升访美之际,蒋经国信任的党内元老黄少谷和高级将领马纪壮向蒋直言面谏,要求迅速切除王升这一毒瘤。5月1日,蒋经国下令撤销“刘少康办公室”。5月9日,蒋经国突然下令免去王升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职务,调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9月,一直不服气的王升,被外放巴拉圭出任“大使”,自此王升被排除出权力中心,王升的助手和“政工系”的骨干也大都被调离各关键岗位。

王升垮台后,国民党的权力结构出现重大变化。1984年2月14日,蒋经国主持召开了十二届二中全会,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权力峰层重新洗牌,改选中常委和决定新增8名中常委人选,决定改组“行政院”。从国民党历史看,此次全会和“行政院”改组占有特殊的地位。

首先,清除王升势力,改组军警系统。其次,“二中全会”闭幕9天,一直被认为“接班有望”的已任近6年“行政院长”的孙运璇突患脑溢血退出政坛。其三,当时国民党开明派的代表、曾因为“中坜事件”辞职的原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委李焕,出人意料地出任“教育部长”,意味着蒋经国已有在最后岁月中推动改革的打算。其四,会议同意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

王升调离“总政治作战部”、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行政院”改组,人们以为岛内政局应该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事实却不然。“警备总司令部”和“新闻检查部门”并没有放松对党外运动和社会上要求民主的呼声的压制。从“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到1985年中期,党外周清玉主办的《关怀》;许荣淑主办的《生根》、《深耕》;苏秋镇主办的《代议士》;黄天福主办的《钟鼓楼》、《蓬莱岛》;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以及《前进世界》、《自由时代》、《民主时代》、《台湾广场》、《新潮流》、《先锋时代》、《政治家》等党外刊物,每月总有几家被勒令改版重印或被查封当期,有的刊物仅办几期即被勒令停刊,这与陈文成的惨死联系起来,人们看到了当局的政治高压,军特系统成为人人谈虎色变的黑煞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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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对党外政治反对派和国民党内开明派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阴影,那就是蒋经国的“传子”意图。当时,岛内外有关蒋经国要把蒋孝武定为接班人的说法甚嚣尘上。这一“传子说”,对保守派来说无疑是一大政治强心剂。他们清楚,如果蒋经国真要传子,则惟有依仗军特系统的支持才能成功;蒋孝武如果上台,只有继续实行专制统治才能坐稳宝座,保守派对此求之不得。

正是在这一岛内政治高压气氛下,发生了一件震惊岛内外的重大事件。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刘宜良)先生在美国旧金山戴利市家中的车库,被从角落中射出来的三颗子弹夺去了生命。美国警方迅速破案,查明杀害江南先生的刺客正是“竹联帮”帮主陈启礼和“竹联帮”“总护法”吴敦、“忠堂”堂主董桂森。同时查明,3人是按照台湾当局“特工”部门的指示行事。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此事,下令迅速查处。4月19日,“国防部高等审判庭”审判结束,以“假借职务上的机会,共同杀人”罪判处“情报局长”汪希苓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处长”陈虎门被判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5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处陈启礼等凶手无期徒刑。

“江南案”结束,6名要犯已被判重刑,似乎已对为江南先生申冤的人有所交代,对死者已有安慰,但是此案留下一个最大的疑点,即蒋孝武有没有涉案?要不要负责?这一真相一直没有人谈及,但是当年年底,蒋经国就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1986年3月,蒋孝武又被派到新加坡出任商务代表团副团长,至此,他接班一事全部告吹。蒋孝武如此迅速退出政坛,从中可以看出蒋经国对他的不满,也可以看出他在江南案件中所起的作用。

党外势力的政治反对运动是在面临空前的政治高压下进入80年代的。“高雄事件”的阴影笼罩着全岛,党外采用“擦边”、“撞线”等“政治边缘”战术,以小犯规累积政治资本,以时间换取成功,不断迫使国民党作出让步,不断迫使国民党坚守“戒严”的地盘越来越小。

“高雄事件”后,党外制造一系列事端挑战国民党。如在80年代前期多次选举中组织的“受难者家属参选事件”;1985年4月1日正在狱内服无期徒刑的施明德、林弘宣、白雅灿、黄华等人的“绝食事件”;5月3日,《薪火》发行人耿荣水和“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分别向法院控告警方违法查抄刊物,并要求追究警方刑事责任;5月16日,14名“党外”省议员集体辞职;1986年5月10日,党外各派代表在台北来来大饭店,与国民党代表、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及黄光平面对面交锋,并达成三点共识,这是国民党第一次与党外谈判,所以在岛内当时就有人称这一沟通是“惊天动地的历史性盛会”;5月19日,党外为抗议“戒严”,在台北龙山寺与军警当局对峙一整天;6月10日,借被控有“诽谤罪”的陈水扁和林正杰入狱一事,党外发起欢送“陈水扁、林正杰入狱运动”。党外人士发动的上述一系列活动,对台湾当局形成一个又一个不小的冲击波,促使蒋经国要么是放松限制,要么是进行镇压,没有其他良策,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必须尽快作出选择。

1985年春,台湾爆发“十信案”。经查明,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发放的150亿贷款中属无法追回的不良贷款竟高达70亿元,亏损达80亿元,无论是对当局还是对民众都造成很大的损失。案件主犯是该合作社理事长蔡辰洲,他在国民党上层有着广泛的关系网。案件的发生本身有着深刻的经济犯罪和黑金交易性质。

“十信案”可以说严重挫伤了自进入70年代以来岛内本已不高的民心士气,动摇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和安定。经济弊案丑闻和党外持续不断的冲击,蒋经国终于感到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要对政局不稳负责,认识到如果不对极右势力下狠药严加约束,并加速“民主化”进程,将使自己推动多年的全面革新和自己的形象毁于一旦。

蒋经国再次启动政治改革,除了党内的腐败和黑暗已到不改则党将不党的程度外,还有更加现实的考虑。首先,大陆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取得的成绩,使中国大陆的国际威望大增,而国民党政权依然是专制的代名词,这不利于与中共打政治仗和说服民心,因此有必要进行政治革新,抢过“民主”大旗。其二,美国对东方专制政权的支持态度有所改变,专制政权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和南朝鲜全斗焕政府一一倒台,台湾如果再不改变,党外就是美国所要找的国民党政权的替代品。其三是党外势力已经成势,“外”有美国的公开支持,“内”有中产阶级为基础,“战”有国民党的种种失误作为目标,“量”有30%左右的选民稳定支持,事实上已到了无法用武力压服的程度。即使用武力的话,又能维持国民党统治多少年?蒋经国不得不选择了“民主化”和政治革新这条路。

蒋经国在台执政,颇受肯定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通过接见美国《时代》杂志香港分社社长时的谈话,第一次表达了自己对接班人的看法。他说“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一直依据宪法及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之规定,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今后亦当如此……至于将来国家元首一职,由蒋家人士继任一事,本人从未有此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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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5年12月25日“行宪纪念大会、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会议、第一届国民大会年度会议”联合典礼上,蒋经国主持会议并致词时突然离开预先准备好的讲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只存在于专制和独裁的国家。在我们以宪法为基础的中华民国,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那就是,由贵会代表先生们代表全国国民来选举产生之。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向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

蒋经国的话一出,震动台湾政界,引起西方的关注。人们注意到,这是蒋氏首次在官方场合公开表态,断言在自己身后结束蒋家王朝,放弃蒋家独裁,排除军人干政的可能性。并且对死抱不放的国民党一党专制,也提出修补计划,表示要沿着“宪政道路”走下去。作为与之讲话相配合的是,他于次年2月把蒋孝武外放新加坡。

1986年3月,蒋经国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要以今年为党务革新的出发点”。此次会议成为国民党实施全面革新、进行政治转型的转折点。台港舆论界一致认为“国民党以今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为契机,也下了求变的决心”,并称之为“两寅变法”。

为推动“全面革新”,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一是改选中常委,已病两年的孙运璇正式退出中常会;新选进中常委的全是开明派,由李焕带头,另外三人是中生代代表人物“内政部长”吴伯雄、“法务部长”施启扬、“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履安。这样,在中常委内保守派和元老派削弱不大的情况下,开明派的力量得到提升,中常会内部对革新的阻力大减,通过各项改革方案的可能性大为提高。

二是成立了由“总统府资政”谢东闵、谷正纲、黄少谷,“副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长”俞国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林洋港、“总统府国策顾问”袁守谦、“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内政部长”吴伯雄、“台湾省主席”邱创焕等12名中常委组成的“革新小组”,两人一组,分别讨论以下六个问题:“中央民意代表和机构”问题;地方自治问题,即是否开放“省市长”选举问题;“国家安全”法令问题,即解除“戒严”问题;民间社会组织制度问题,即组党问题;强化社会治安问题;加强党务工作问题。

以上六大问题,可以说是集岛内所有政治焦点之大成,是国民党和党外较量几十年的主要交汇点。由于国民党长期坚持一党专制,所以维护一党专制的“中央民意代表变相终身制、官派省市长、坚持戒严和维持党禁”诸问题是不容讨论的禁区,也就成为党外势力猛烈攻击的固定目标,如今国民党主动提出准备解决,表明国民党政治上的让步,也表明了蒋经国进行革新的决心。

为顺利进行革新,蒋经国再次进行重大人事调整。6月18日,蒋经国发布命令,免去宋长志的“国防部长”职务,改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原“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汪道渊接任“国防部长”;原“联训部主任”蒋纬国改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经国这样安排,有他的用意。其一是任命文人“国防部长”成为“军队国家化”之始,以防止在前几年中军警保守势力干扰改革计划的事情再现,防止在自己身后军人势力的膨胀和出现军人政权。其二是希望蒋纬国利用“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关键职位“掌军监国”。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蒋经国主导的政治革新的再次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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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为推动全面革新,遏制党内元老派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一反在80年代前几年间在公开场合很少发言的做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讲话中的主题思想是全面推进改革,但他所设想的“民主政治”和真正的民主还有相当距离,和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不同,它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而已。所以蒋经国在强调“革新”的同时,又强调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能变,偏安政权的“法统”不能变,反共基本“国策”不能变,“临时条款”和“宪法”不能变,“复国建国”的目标不能变。并且警告党外势力说:“政治应求容忍,法制则不假宽容”。人们不难看出在“五不变”的限制下,他的革新内容将会大打折扣。

台湾岛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台湾舆论界也开始把革新当成主要议题,大做文章。报刊称新一波的政治改革潮为“丙寅变法”。然而,舆论界有的用捧场的方式,有的用批评的态度,有的用建议的形式,大有不同,各有奥妙,这是由于各报的不同政治背景在起作用。

党外势力则成为冲击“戒严”和党禁的急先锋。早在1986年5月1日,远在美国的许信良,在纽约组织了“台湾民主建党委员会”。岛内党外各路精英也开始了组党活动,有明的,有暗的,有真的,有假的,有实的,有虚的,总之组党成了台湾最时髦的东西。

党外第二代代表人物、以稳健出名的康宁祥,在6月中旬提出了“组党5年计划”;7月3日,谢长廷、尤清等秘密组成“组党计划规划小组”,开始联络党外各派人士共商组党大计;8月9日,党外实力最大的“康宁祥系”率先在台北举行公开的“组党促进说明会”,第一次将党外组党意向和行动公开化;8月15日,党外又举办“行宪与组党说明会”;8月25日,谢长廷在《时代》杂志公开举办的组党问题征答中,第一次提出“民主进步党”这一名字;8月30日,党外新潮流系举办了组党说明会;9月19日,党外的重量级人物康宁祥、尤清、费希平、谢长廷、江鹏坚、张俊雄、游锡等共商组党大计,当场确定由尤清、江鹏坚、谢长廷、邱义仁等组成专案小组,进行组党具体活动。

9月27日,130余位党外人士在台北市圆山饭店集会。本来是讨论党名、党纲、党章等问题,可是到下午,刚参加党外运动不久、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说话痛快的朱高正在发言时,提出干脆就在今天宣布新党成立,把党外候选人的《共同政见》作为新党宣言的蓝本,把党外人士的《12条主张》作为新党的政纲即可。这一建议立即在会上获得通过。

会上还决定,选举费希平、尤清、谢长廷等8人(为考虑派系平衡后增加到18人)组成组党工作小组。组党工作小组分为政策、组织、协调、文宣、行政、财政等6个小组开始工作。

民进党突然戏剧性地成立,国民党对此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只是由“法务部长”施启扬于9月30日发表声明,称目前台湾不宜组织新党,违者将依法处置,然后就没有了下文。人们从新闻媒体上所见到的是,蒋经国和国民党的一些要员不断就开放政治、解除“戒严”发表的谈话,这显然是告诉人们,戒严将很快取消,党禁将很快开放,民进党不会被依法处置。10月7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时就民进党一事表示,“我们现在积极研究这个问题,预料很快就有结果。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国家体制。新政党必须是反共的,他们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

11月10日,作为台湾戒严期间第一个政治反对党——民进党在台北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党纲、党章,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党的领导机构。该党的政治主张是:实行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实施依法行政、司法独立、政党平等与自由;在台湾前途问题上,主张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联合,都没有决定台湾政治归属的权利”,后来发展到主张“台湾独立”;在对外关系上,主张采取“弹性做法,重新加入联合国,以重返国际社会”,即到国际间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

在会上,还选出第一届领导机构成员。江鹏坚以一票之差险胜费希平,出任台湾第一个政治反对党主席。会上选出的11位中常委是费希平、苏贞昌、康宁祥、游锡、江鹏坚、周沧渊、尤清、洪奇昌、谢长廷、潘立夫、吴乃仁。此外还选出了陈菊、邱义仁、吴钟灵、郭吉仁、王义雄等5人为中央常务评议委员。

民进党的成立,标志着党外政治反对派有了政治中心,党外势力正式以政党的力量登上台湾政治舞台。然而,除了该党内部难以克服的一些弱点之外,民进党公开主张“台独”,成为它政治上的致命伤,同时也成为阻挠两岸和平统一的障碍。

民进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年底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选举结果喜人,“立法院”内民进党代表由上届党外的6人增加到12人,“国民代表大会”内民进党的代表由上届党外的2人增加到11人,并且国民党的得票率首次跌至70%以下,只有6987%。至此,不管“解严”与否,民进党已参加正式的政治活动,事实上已成为合法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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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让台湾各界人士谈“令”色变的“戒严令”,已到了任人指责、明知故犯、公开对抗的程度。特别是民进党“闯关”成立,违反党禁,官方竟然不能采取行动!人们大规模地触犯“戒严令”,国民党当局不敢以“令”定罪,坚持“戒严令”又有何用?一个法令到了如此地步,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思前想后,蒋经国开始认真地考虑起解除“戒严”的问题。

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时表示,不久将取消“戒严令”,并制定“国家安全法”取代“戒严法”。8日,他在党内最高层次会议中常会上表示,关于政治革新的方案要尽快实施,首要行动是要取消“戒严令”。10日,在例行的纪念“双十节”大会上,蒋经国发表了著名的“向历史交待”的讲话,暗示将解除“戒严”。15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一致通过了“12人革新小组”提出的两项革新方案,即解除在“台澎金马地区”的“戒严令”,制定“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

在通过“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过程中,国、民两党“立法委员”多次发生冲突。民进党坚决反对任何限制人民权利的“国安法”,而国民党则顽固坚持必须以限制多种人民权利的“国安法”取代“戒严令”。民进党还在5月19日和6月12日,两次组织民众上街抗议。其中在后一次冲突中,示威民众与警方对峙达17小时30分钟。1987年6月16日,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籍“立法委员”的强力护航下,“国安法”终于获得通过。7月1日,“国家安全法”正式公布施行。

7月14日,由“总统”蒋经国正式签署发表,宣布将从7月15日零点起在台湾地区“解严”。可以称之为世界戒严之最的、持续38年的“戒严令”的撤销,成为国民党政治改革的高潮。“解严”之后,“国安法”的施行,台湾同胞及民进党等组织并没有停止过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斗争,继续战斗在要民主、要民权、取消特务统治的第一线。尽管这样,台湾结束“戒严”,或多或少增加了各界社会人士参政、问政、议政的机会,可以不受党禁、报禁、集会游行的限制,争取提高各自的政治地位。岛内政局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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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统治国民党13年,用过4位搭档,分别是“副总统”谢东闵、李登辉,“行政院长”孙运璇、俞国华。4人中,用谢,是为贯彻任用台籍干部政策;用俞,则是安抚对政治改革不满的元老派和保守派;蒋经国有意培养接班的则是孙运璇、李登辉。

谢东闵为国民党早期培养的台籍干部。1945年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是惟一的台湾籍代表,也是第一个出任省主席的台籍人士。1978年蒋经国正式“登基”,担任国民党政权的“总统”,谢东闵“运”盖众家,一跃而为蒋经国的副手,当上“副总统”,因此他是第一个出任“副总统”的台湾籍人士。尽管这样,谢东闵并不是作为蒋经国的接班人来安排的,因为当时蒋经国的身体在日本留学时期的李登辉状况正常,“副总统”的人选无关接班大局。谢东闵出任蒋经国的副手,主要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缓和自国民党去台后就产生、50年代和60年代不断激化、70年代和80年代尖锐对立的省籍矛盾。由于谢东闵和蒋经国的关系过于亲近,被“台独”分子视为“台湾人的败类”,列为“暗杀对象”。1976年10月,谢东闵在家中被“台独”分子邮寄的“邮件炸弹”炸伤一只手。遇此不幸,他分外伤心,以后虽然官升“副总统”,可为官的热情大减,很少发表政治性言论,当然接班就更不可能了。

俞国华也不是作为“接班”来安排的,却成为事实的“接班群”成员之一。此人和蒋家有着很深的渊源,长期以来被蒋氏父子视为财经助手。在1984年5月间“内阁”改组时,正值以国民党元老派为主的保守派得势,蒋经国为平衡党内不同意见,提名俞氏出任“行政院长”。从1986年起,蒋经国在最后的3年间重新启动政治改革之轮、以向历史作出交代时,俞国华还是跟上了蒋经国改革的步伐,并协助蒋经国完成了“解严、开放探亲”等重大决策。蒋经国很快病故,俞国华成为当然的“接班群”成员之一。可他马上与李登辉发生权力接班冲突,虽说起因并非俞国华,可他却是漩涡的中心。

蒋经国相中的第一位接班人是孙运璇。作为一位专业电力技术人员,曾在日本投降后来到台湾接收电力系统。国民党政权去台后,孙运璇在电力部门卓有成效地工作,深受蒋家父子的欣赏。1967年,他参加的援助非洲电力工业的合同期满时,台湾当局任命他为“交通部长”,3年后转任“经济部长”。蒋经国当上“总统”后,孙运璇升任“行政院长”。孙运璇能获得蒋经国的信任,因为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专家。从国民党逃台后的历史看,“孙运璇内阁”,前可比“陈、俞、严、蒋四内阁”,后可比“俞国华、李焕、郝柏村、连战四内阁”,是争议较少、丑闻较少的一届“内阁”,舆论界对他本人的评议,也是比较平和的。1984年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蒋经国正式把李登辉定为“副总统”。不管怎么说,从当时的政局态势和政治行情看,蒋经国选李不选孙无论如何是不公正的。这一决定导致几十年来他对蒋经国的忠诚、蒋经国对他的信任顿时全消,71岁的孙运璇终于被击倒了。会议开完不到10天,1984年2月24日,他突患脑溢血,从此退出政坛。台湾各界一片惋惜之声,政坛更是一片议论纷纷,对蒋经国的决策想不通的人有之,反对的人有之,当然拥护的人也不少。不管是拥护还是反对的人,都普遍认为选李不选孙是蒋经国主政后在用人上最大的失误。

蒋经国相中的另一位继位者是李登辉。有意思的是,蒋挑中的两位接班人,孙为工业管理专家,李为农业理论专家。李登辉获得的学位有台湾最高学府台湾大学农经系学士和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学蒋经国选择李登辉为接班人博士。1972年6月,自在美国获奖以来一直忙于各种岛内外学术活动的李登辉,一步跨入“行政院”,出任“政务委员”。1978年6月,蒋经国就职“总统”后,又昔日战友今日政敌(左李登辉,右林洋港)把李登辉调任官场最敏感的台北市市长,1981年12月调任“台湾省主席”。1984年3月出任“副总统”。从李登辉上台后的所作所为看,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他令两岸人民失望,令所有的中国人痛心。此外,李登辉把国民党视为“外来政权”,上台之后就开始了削弱国民党、乃至让国民党下台的阴谋,终于在2000年3月18日的选举中变成事实,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败于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之手,国民党成为在野党。

蒋经国的身体在70岁以前可以说不错,只是步入古稀之年后,原有的糖尿病出现恶化。1980年1月18日,经保健医护小组检查,蒋经国也患上了曾导致其父身体由好变坏的前列腺炎,住进荣民总医院动手术割除。次年7月,在该院进行眼部手术。10月10日,因血压过高当场晕倒在“国庆大典”上。1982年2月做左眼视网膜手术。1983年,糖尿病再度恶化,面对浮肿和疾病,经接受中医治疗终于稳住病情。1985年8月,进入荣民总医院进行右眼白内障摘除手术,并装置人工水晶球体,两眼视力恢复到02。1986年4月,心脏出现问题,再进荣民总医院装置心脏起搏器。1987年9月25日,蒋经国正式以轮椅代步参加国民党中常会例会。

1988年1月5日,蒋经国立下“遗嘱”,作为“政治交代”。1月12日,最后一次来到“总统府办公室”,说是来上班办公,还不如说是因为“留恋”,来向最熟悉的地方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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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早晨7时30分,蒋经国起床后感到不舒服,经保健医生检查后未发现恶化症状,经一般性保健治疗后,病人恢复平静。下午1时55分,病人突然大口吐血,很快转入昏迷。3时50分,病人心脏停止跳动,瞳孔散大,群医停止一切抢救措施,79岁的蒋经国与世长辞。

国民党方面为蒋经国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葬礼,台湾各界人士也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死者的哀思。大殓结束后,蒋经国的灵柩被送至桃园大溪镇头寮宾馆,宾馆也改为“大溪陵寝”,在陵寝几公里外就是其父蒋介石灵柩停灵处慈湖宾馆。

蒋经国死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了唁电,对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的亲属表示诚挚地慰问。民革中央名誉主席、蒋经国留苏时的同学屈武先生也致电蒋家慰问。

统观国民党一百余年的历史,蒋经国占有特殊的地位。是他,亲手结束了名声并不好的蒋家王朝;是他,准备放弃国民党一党专制;是他,开放部分台胞赴大陆探亲;是他,比较重视发展台湾地区的经济;是他,严格禁止任何“台独”势力和活动;是他,把两岸关系限定于“中国代表权之争”,共同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蒋经国是靠父亲庇护、接收父亲政治遗产上台的,一生的主要失误是在“反共”。反共,并没有给蒋经国和国民党当局带来任何政治效益,蒋经国可谓是错在反共、失在反共、误在反共,否则蒋经国不会落得有家回不得、流亡海岛、偏安一隅的结果。

当天晚上8时零8分,“副总统”李登辉宣誓就任“第七届总统”。

李登辉在同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谈话时声称:“这之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都是外来政权。最近我已不在乎如此说,就算是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呀!只是来统治台湾人的一个党,所以有必要将它变成台湾人的国民党。”李登辉在《亚洲的智略》中更是把他上台以后的心情如实托出:对于“外来政权”支配台湾问题,“我早有所感,也决心要加以解决”。原来,身为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对给他本人带来多少政治权力和荣耀的中国国民党有如此大的怨恨!所以,当人们看到他自1988年以来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时,国民党为何在他领导下一衰再衰、一败再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坚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李登辉,他的祖先曾生活在祖国大陆福建永定地区,在清代中叶时移民前往台湾桃园县龙潭乡三河村,后定居在台北县淡水三芝乡埔坪村埔头坑154号。令人遗憾的是,他出生在中国,却对一个中国原则有着刻骨的仇恨,要把中国的台湾地区分裂出去。国民党让他当上党主席,他却一直在进行破坏党的活动。

他是一个接受日本教育、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影响的人。李登辉出生于1923年1月15日,先是在日本控制下的学校学习,后是在日本京都大学学习,基本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正如他在与司马辽太郎对谈时承认他“22岁以前是日本人”。他具有强烈的“皇民化意识”,表现为:一是接受了军国主义者疯狂的自大心理;二是在此基础上经过时间的历练变成对中国的敌视;三是保留有殖民者的劣根性。

李登辉长期在台湾大学任教,后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1972年6月突然被蒋经国提拔为“政务委员”,以后任过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1984年2月16日成为“副总统”候选人并当选。可以说他的一切荣耀都是他后来背叛的国民党给的。

1988年1月13日,李登辉取代蒋经国成为国民党新的领导人。国民党主席更换不是简单的人事调整,而是一个“政治强人”和一个“时代”的消失,随之而起的必然是权力结构的重新组合。李登辉接任“总统”时,“行政权”掌握在“行政院长”俞国华手中,“党权”掌握在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手中,“军权”掌握在“参谋总长”郝柏村手中,“国安会”掌握在“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手中。面对蒋经国留下的“接班四人帮”,李登辉从削弱国民党实力考虑,必须加以摧毁。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之举是出任党主席,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为此,上台初期的李登辉审时度势,表示国民党将继续执行蒋经国的既定方针,宣称要对蒋经国的遗志“致谨禀遵,笃行实践,竭忠尽智,克竟全功”。于是他一一登门造访诸位党内有影响的人士,换取党内元老派的支持。

李登辉之所以被当时党内、民众和社会各界所接受,论“法统地位”有“宪法”第49条保驾,论党内政治资本有蒋经国的厚爱,论个人形象有“学者、平民”身份,论籍贯有身为“本省人”的优势,论民意有社会上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对立心理可以利用,再加上李登辉借用蒋经国的旗号、安抚元老派、稳定执政队伍等举措,李登辉终于一朝得志,荣登宝座导致朝野间、社会上出现空前的“拥李潮”。

李登辉本人也把目标定在出任党的主席上。李登辉对时局感到最为担心的是亲蒋势力。亲蒋势力为阻止党内和社会上立即出现政治转向风,有意限制李登辉的权力,阻止其出任党主席,避免党权落入其手中。以宋美龄为首的官邸派和亲蒋派,准备以历史上党政分开的惯例来实现不让李登辉出任党主席的目的,并且寄希望于由“行政院长”俞国华代理国民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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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及亲李派非常清醒,李本人资历浅薄、资本不足,没有本钱搞党政分开,如果不任党主席,只是个被架空的“空头总统”,在没有建立自己团队控制国民党中央的情况下,无权无势不说,被更换下台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在党主席问题上决不退让。双方准备在决定李登辉出任代理党主席问题上一拼高低。

1988年1月19日晚,宋美龄给李焕送来一封亲笔信。信中借元老级中评委陈立夫建议,应该考虑集体领导模式。26日晚,俞国华本人也接到蒋经国的三儿子蒋孝勇的电话,转达宋美龄的意见,并建议推选党主席推迟到预定于7月7日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进行。一封信一电话,表明蒋家和宋美龄的势力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

俞国华立即与主管党务的李焕进行会商。俩人经过与关键的中常委联系后,取得的共识是按原定计划,推选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中常委内出现“拥李风”,并非是李登辉的威望有多高,也不是李登辉的势力有多大,人们当时只是觉得李登辉没有过大的危害性,选李也无妨。而宋美龄的干涉,实质助长了“拥李风”。党内外不满几十年的蒋家独裁,对蒋家势力存在的逆反心理,颇有你说好我就说坏、你说坏我就说好的对抗心态,宋美龄的活动当然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中常会按计划于1月27日召开。其中,严家淦、谷正纲因病请假,宋长志“驻节”巴拿马,李登辉请假,共有27名中常委与会。上午8点,和往常的中常会一样,会议正常召开,直到9点,会议因为进行其他议程,推举代理党主席案还没有人提出。此时,有一个人跳了出来,为李登辉劝进,这就是宋楚瑜。

宋楚瑜,祖籍湖南湘潭,其父曾在蒋介石手下服务多年,本人为美国乔治城大学政治系博士,1974年返台后不久出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以后官职直线上升,1979年出任“新闻局局长”,1984年出任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主任,蒋经国去世前夕转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宋楚瑜是蒋经国挑选的青年才俊中的代表人物,深获蒋经国的信任和重用,他的见解和取舍引人注目。

宋楚瑜在会上突然请求发言。他身为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在中常会上只有列席权,如果不被点名则不能发言,对于宋楚瑜的唐突行为,与会者感到惊讶,作为会议主席的余纪忠出于礼貌同意宋讲话。郝柏村是这样记述宋楚瑜讲话的:“然而坐在列席人位上的宋楚瑜心急如焚,突然要求发言,陈述推党主席案如不提出,‘对党、对国伤害一天大过一天’、‘多拖一天,多对不起经国先生一天’,然后愤然退席,留下在场中常委一片愕然。”

宋楚瑜的发言,影响极坏,等于把全体中常委逼到只有同意李登辉出任代理党主席的边缘。结果拥护李登辉代理党主席成为一边倒,会议一致同意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主席。至于宋楚瑜的举动,他意识到在李登辉时期已无多大挥洒空间,只有及早划清与蒋经国的关系,漂洗身上的亲蒋味,为迎接“李登辉时期”的到来、为投靠李登辉而创造条件。

“代理党主席之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是失去蒋经国后的蒋家势力还想卷土重来,控制国民党。但是,蒋经国信任的亲信纷纷背叛而去,无力再战。师出无名、战而无将,结果轻而易举地被蒋经国所挑选的“接班者”李登辉所击败。李登辉也趁机打击自己上台后的最大威胁——蒋家势力,使得亲蒋势力失去了主要旗帜。“代理党主席之争”,揭开了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后国民党内政争的序幕,也成为李登辉削弱国民党的第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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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抓到“总统”和代理党主席大权后,开始了巩固权力与政治清算的斗争。一是巩固拥李派的权力,尽快占据权力峰层;二是削弱亲蒋派的权力,消除威胁。在这一场实质是国民党内蒋经国去世后的权力大转移中,李登辉运用“本土化”、“民主化”策略,见招拆招,斗而有序,争而不败,将亲蒋派为主体的非主流派彻底击溃。

台湾最高权力中心——“总统府”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国民党退据台湾近40年来面临重大政治转折和空前挑战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会议,国民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党务革新、“结束戡乱”、“宪政改革”、大陆政策调整等问题,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李登辉需要解决权力基础问题,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国民党进入“后蒋经国时代”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李登辉巩固权力开始出招及取得相当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

李登辉的重点是如何实现权力中心的大转移。把权力中心由蒋家阵地转移到李家阵地。为此,他一是严把党代表关,出席会议的大部分代表必须是切断蒋家脐带、能够支持李登辉的人;二是严把中央委员关,李登辉通过对半数中央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及操控选举,控制中央委员会的目的已经达到;三是严把中常委关,亲蒋的中常委中有12人被换掉,中常会完成自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组。上述一切,都是在发扬“党内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

在以上人事结构调整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的政治和政权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李登辉的最高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他继任“总统”是靠接收蒋经国的政治遗产,代理党主席险遭封杀,但此次却是以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形式选举为党主席并且主导会议,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肯定。其次,亲蒋势力出现分化。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变化最大的是蒋经国原设计的政治组合出现重大裂变。最有代表性的是,“接班四人组”中最为关键的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倒向李登辉,蒋经国信任的宋楚瑜更是充当倒蒋与拥李的先锋。第三,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本土化”趋势十分明显,首次由本省籍人担任党主席,首次在中常委中本省籍成员超过半数,首次中央委员中本省籍成员超过1/3、由上届的近20%上升到383%。“本土化”开始于蒋经国上任之初,当时是为了缓和已经相当激烈的省籍矛盾。李登辉的“本土化”,着眼点是把国民党视为“外来政权”,为了改造“外来政权”,必须以本土势力来取代外省籍,巩固权力基础,同时为推行“两岸分裂分治”、建立“台湾中华民国体制”做准备。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李登辉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他开始全方位、多层次打压党内的所谓非主流派势力,国民党内从此不得安宁,台湾政坛从此不得安宁。

李登辉需要冲破的第一层扩权障碍,是打破“接班四人帮”。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完,配合中央党部换届,于7月20日完成“行政院”改组。李登辉决定改组“行政院”,以便把党政系统纳入新的轨道,“行政院长”由俞国华留任。李登辉留用俞国华的用意非常明确,利用不强势的俞国华的“空头院长”以减少对“总统”权力的牵制,把“内阁”成员尽可能换成亲李派,一是实现对“内阁”的控制;二是向“本土化”转化,在新“内阁”中,有“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等9位本省籍“阁员”。并且以此为基础,加快了党务、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全面“本土化”的步伐。

李登辉的目的是要逐渐清除“接班四人帮”。他在顺利主导中央党部换届和“行政院”改组后,认为逐渐清除亲蒋派的时机已经成熟。第一个削权对象,是“接班四人帮”中当时处境最不乐观的俞国华。一年多来,亲李派不断出面制造“俞国华是国民党的负债,而非资产”的假象,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俞国华不得不于1989年5月17日向李登辉提出辞职报告。5月26日,李登辉顺水推舟,提名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继任“行政院长”。5月31日,国民党方面宣布李焕“内阁”成立,6月1日,李焕转任“行政院长”,登上仕途又一高峰。李登辉主导的第二次“内阁”改组,以同意俞国华辞职、提升同为“接班四人帮”成员的李焕的形式,不露声色地“冷冻”俞国华,使得蒋经国安排的“接班四人帮”先失一将,这为李登辉从更深层次考虑权力基础和人事组合创造了条件。

李登辉更深的考虑是,在打压“接班四人帮”的同时,完成党政军系统的改造,扩大自己掌权的政治基础。他之所以拿出“行政院长”职位,作为调整重大人事的“中转站”,是因为“行政院长”是官场重臣、“顾命大臣”们求而难得的职位,可以以此为诱饵,进行调虎离山,实现巩固权力计划,调升李焕就是如此。如今,身为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收回了李焕控制的党务系统,接替李焕“中央党部秘书长”职务的是宋楚瑜,宋楚瑜对党务系统进行了彻底改革,全面清除亲蒋势力,推行“本土化”。

被蒋经国当做“镇岛大将军”的郝柏村,已成为李登辉不得不防的人物。郝柏村于1981年12月调任“参谋总长”,1986年3月进入国民党中常会,成为中常会中惟一的职业军人。按照岛内军界的规定,“参谋总长”任期2年,可郝柏村竟然连任4届8年。李登辉担心的就是郝任职“参谋总长”时间过长、积累人脉资源过多。更让李登辉不放心的是,在蒋经国去世后,蒋家成员、特别是宋美龄女士对郝柏村分外信任,来往甚多,颇有把郝柏村当成减缓“非蒋化”进程保护神的涵义。郝柏村成为李登辉整治的“接班四人帮”中第三个被重新安置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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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22日,郝柏村的“参谋总长”任期再次到期,李登辉用国民党中常会的名义决定郝柏村出任“国防部长”,遗缺由“空军总司令”陈龄接任。正在东南亚访问的郝柏村,接到此消息时,只有无可奈何。为保住郝柏村的兵权,宋美龄女士曾特意邀请李登辉到士林官邸会谈,此后还给李登辉写过两封信。郝柏村和宋美龄,显然高估了自己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力。李登辉决心未变,还是把郝柏村从具有调动、指挥军队权力的最高军令长官“参谋总长”的职位上拉了下来。

削除郝柏村的兵权,李登辉用的是调虎离山、明升暗降法。明升暗降指的是,“参谋总长”只是最高军令长官,而“国防部长”则“入阁”为政府系统最高军事负责当局,似乎是官升一级。正如李焕由“中央党部秘书长”调升“行政院长”一样,以提升职务来堵住你的嘴。调虎离山指的是,郝柏村在军队中起家,政治基础在军界,亲信党羽在军内,只要离开军令系统,已无调动一连一排、指挥一兵一卒的权力,对这位“一级上将”来说,等于削除兵权。“国防部长”只是主持当局政府的日常军事事务,其重要性远不及直接指挥军事行动的“参谋总部”。李登辉再次得手,与掌握党务系统、主导“行政院”改组相比,削除郝柏村兵权更有特殊意义,这就是“军中强人”离去,军中存在的、一直被人议论的“郝家班”失去台柱,这为李登辉在军中推行“本土化”、在中高级将领中实施“大换血”、推行以彻底改造“军队蒋家化”为目标的“十年建军计划”提供了前提。

李登辉全方位、多层次的清理异己、巩固权力行为,激化了党内矛盾,逼得一再遭到排挤的亲蒋势力起身反扑。1990年2月21日,又是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提名新一届正、副“总统”的日子。“总统”换届,成为亲蒋势力反扑的极好时机,当然会以“民主选举”、“参选竞争”为名进行拼死一搏。

在整个“总统”选举过程中,李登辉很有章法,步步为营,将亲蒋势力的进攻一一击溃。李登辉先是在1990年元月2日放风要让李焕出任“副总统”,在遭到痛恨李焕投靠李登辉的亲蒋派的激烈反对后立即终止。再是阻止蒋纬国竞选“副总统”。亲蒋派利用此次机会准备把蒋纬国扶上台,以限制李登辉的权力,在拥蒋一方为蒋纬国大造声势、广泛活动的喧闹声中,李登辉宣布将与“总统府秘书长”李元簇搭档参选正、副“总统”。

对此,亲蒋派决定公开抗争,这就是在国民党演变史上影响深远的权力斗争——“二月政争”。在政争热潮中,亲蒋派被称为非主流派,李登辉的亲信势力被称为“主流派”。在2月11日举行的国民党第十三届临时中央全会上,非主流派提出要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决定候选人,主流派提出依照惯例“起立、举手方式”决定候选人,最后主流派的意见获得通过,“双李配”获得党内通过。这次会议是国民党逃台40年来党内爆发的一场最大的公开权力斗争。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国民党内部分裂成“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两大政治派别。

非主流派并没有罢休,决定改行他道,走连署之路。非主流派在郝柏村和李焕的策划下,打出的“总统牌”是省籍政治势力另一龙头老大——林洋港,“副总统”人选先是陈履安,后是蒋纬国。林洋港,大学毕业后即从政,1967年当选为南投县县长,在国民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与李登辉同时进入中央委员会,在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与李登辉同时进入中常会。以后,林洋港在换任重要职务时,他的遗缺都是由李登辉接任,只是李登辉当上“副总统”则远远走在林的前面。林洋港与李登辉一起被称为“台籍双雄”。非主流派打出林氏牌,用以对付李登辉的本省籍优势。“林蒋”出场,对“双李”构成很大威胁。

主流派一是尽力拉票,二是分化非主流派,三是请出政坛“八大老”斡旋,四是动员各种力量谴责非主流派。在“八大老”的“协调”下,非主流派虽然一度提出“有条件撤退”,即更换“总统”身边的“两宋一苏”(中央党部秘书长宋楚瑜、“国安局长”宋心濂、“总统府办公室主任”苏志诚),后又要求李登辉明确表示在当选“总统”后放弃执政党主席职位。李登辉看到非主流派已经开始退却,所以对他们的要求全面予以拒绝。

此时,已经被攻击为“台奸”的林洋港和非主流派已经只剩下“全面退却”一条路。3月9日,林洋港在台北宾馆发表声明,谢绝任何连署他出任“总统”候选人的美意;次日,蒋纬国独木难支,也宣布退选。“双李”成为惟一的正、副“总统”候选人。1990年3月21日,李登辉、李元簇在“总统”、“副总统”选举中分别以高票当选。这是台湾在结束蒋氏父子“强人政治”后第一次“总统”选举。李登辉在“国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投票中高票当选,标志着大陆籍“法统”势力主政时代的结束,以李登辉为首的“本省独台”势力主政时代的正式确立。

李登辉当选“总统”后,立即改组任期还不到一年的“李焕内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要李焕退出政治中心。非主流派为了保住本派的利益,为了防止本派地盘再度缩小,所以不能再让出“行政院长”的职位。在整体利益面前,非主流派只有一致对付主流派。李焕及其支持他的人马,采取一连串“院长保卫战”。4月28日,“立法院长”梁肃戎出面邀约李焕、林洋港、郝柏村等非主流派大老餐叙,以迂回手法向李登辉表态支持李焕。以中生代增额“立法委员”为主体的“新国民党连线”,也频频展开造势活动,发动100多名资深和增额“立法委员”连署,向李登辉展示李焕在政坛的影响和实力,声援李焕连任。林洋港也三度公开表示支持李焕留任,向李登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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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一年前调升李焕到“行政院”,并非是重用李焕,主要目标是为了先除掉“接班四人帮”中的俞国华,再把李焕调出党务系统予以架空,为最终撤换李焕埋下伏笔。李登辉见非主流派反对情绪过强,只有利用非主流派来打击非主流派这一用过多次但十分有效的手法,接受元老陈立夫提议,任命内心极为反感的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

1990年5月2日,在星期三的国民党中常会例会上通过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的提名。郝柏村出马,让绝大部分媒体和关心政治的人士跌破眼镜,民进党和一些舆论都抨击这是“军人干政”、“恢复军事统治”。但是人们马上从李登辉的决策中觉察到了李登辉的用意:堵住非主流人士的嘴,拔出眼中钉李焕,封杀林洋港,可谓是一石三鸟之计,这正是李登辉政治手腕高明之处。他不顾民进党和社会上的反对,在  5月20日宣誓就职时,提名郝柏村为“行政院长”。自此,李焕离开决策中心,如俞国华那样,开始过起“政坛闲人”的日子。“接班四人帮”基本被打破。

郝柏村上台后,针对台社会治安持续恶化、民众普遍感到不安和恐惧的情况,以“强势治安内阁”为口号,实施铁腕统治。一时间,治安状况有所改善,社会秩序渐入正常,“台独”气焰有所收敛。“李郝体制”在这一时期的合作,正如李登辉早先对“立法委员”所说的达到“肝胆相照”的境界,“总统府”与“行政院”度过1年多的“蜜月期”。但是,对于“接班四人帮”中的最后一位成员郝柏村,李登辉并没有就此住手,还是要彻底清除。

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登辉为实现“一石三鸟”,把郝柏村扶上台,并违心地对郝大加赞扬,现在要郝下台,何患无辞。1991年8月以后,因为李登辉不让郝柏村参加军事简报会议俩人开始起矛盾。1991年下半年,“立法院”总质询时,“立法院”次级团体“新国民党连线”明显支持郝柏村,主流派的“集思会”若干“立法委员”则以猛烈炮火攻击郝柏村。台湾政坛上特有的“代理人战争”打响了。在关于蒋仲苓的授衔“一级上将”和刘和谦出任“参谋总长”问题上,俩人发生直接冲突。1991年6月,就职刚满一年的“郝内阁”,爆发“华隆案”,李登辉信任的“交通部长”张建邦因与翁大铭有财务上的纠葛被传讯而辞职,新任“交通部长”简又新上任不过半年又因“荣工处承包十八标工程案”所属8人被法院提起公诉,主流派趁机大做文章。

李登辉和郝柏村的矛盾正在不断加深。1992年3月,俩人终于在关于“修宪”中的“总统选举”问题上,是用民进党主张的“直选方式”、还是用国民党主张的“委任投票直选方式”问题发生严重对立。李登辉站在民进党的意见一边,郝柏村站在国民党意见一边,这让李登辉十分不满。“总统选举方式之争”,是国民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自1990年“二月政争”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政争,郝柏村的转变深深激怒了李登辉。同年12月,李登辉又准备把“阁员”、“国防部长”陈履安调任“监察院长”,直到3个星期后才由“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通知“阁揆”郝柏村,此事则是深深激怒了郝柏村。至此,双方的误解和对立已经很深,李、郝关系到了摊牌的地步。李登辉暗中部署,筹划逼郝下台方案。1月18日至1月28日,李登辉和郝柏村10天见面3次,屡屡正面交锋。李登辉面逼郝柏村下台,郝柏村当面抵制。

然而,李登辉运用手中的大权,结合民进党势力,还是击败了“军事强人”郝柏村。1993年元月29日晚,一败涂地的郝柏村只得发表辞职声明。2月4日,郝柏村率“内阁”总辞,同时出任国民党“中央政策小组召集人”。2月10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连战出任“行政院长”的决议,连战在李登辉5年间主导的第四次“内阁”改组中成为新的“阁揆”。李登辉与郝柏村由“肝胆相照”到“肝胆相裂”,是一场活生生的权力斗争,其结果,以郝柏村被迫缴械而告终。

郝柏村的下台,是李登辉策划、推行的“非蒋化运动”的结果,是非主流派的重大挫折。自此,非主流派全面退出国民党决策圈,国民党内失去了有效制约“国民党台湾化”、“李登辉独裁化”的力量,失去了避免国民党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路上越滑越远的刹车功能。自此以后,李登辉利用国民党,放手推行“本土化”和“独台”政策,也埋下了日后国民党失去政权的重要根源。这才是国民党的悲哀,这才是台湾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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