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期，尽管经济恢复已基本完成，但台湾当局面临的经济形势仍十分严峻，失业率高，资源缺乏，资本不足，技术落后。在这种形势下，台湾当局决定通过“以农业培植工业”，重点发展消费品工业以替代进口，节省外汇和增加就业。
1953-1956年间，随着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57%,1957-1960年间为43%。农业产业结构也发生变化，大量的农产品及加工品开始外销，农业快速发展还为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原料与消费市场。台湾利用农业经济发展迅速的有利时机，采取“养鸡下蛋”的办法，在继续增加农业投资的同时，主要采取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实行农产品低价政策和积极拓展农产品出口贸易等措施，将农业剩余有效地向工业转移，加速了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以农业培养工业发展”。1953年，台湾开始实施第一期四年经建计划，决定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即重点发展消费品以替代进口，大大提高了工业的发展水平。但50年代后期，进口替代工业因岛内市场的饱和而产量过剩，使得工业增长速度减缓。于是，当局开始采取鼓励出口政策，台湾从此走向出口扩张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并取得明显的成果，台湾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60年代，台湾经历了从以农为主到以工业生产为主的转变。这个时期农业生产的任务是生产足够粮食以保障整个台湾的粮食供给，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为将农业增产的好处转向工业部门，以加速经济发展，台湾长期实行低粮价政策。台湾为维持低粮价采取的措施包括，实行粮食出口管制，粮食出口由粮食局统筹办理，禁止民间自由出口；实施公、余粮征购以充分掌握粮源；将台湾划分为7个粮区，粮区间禁止粮食自由流通。军、公、教人员实行食米配给制；机动向市场抛售食米，避免米价的过度波动而带动物价上涨，将食米价格维持于较低水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府用种种措施，稳定米价，实际上起了压抑物价的作用，有利于压低工资水平，使出口产品更有竞争力。台湾政府控制米价的方法并非是行政命令，而是利用市场运作的机制，其关键是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稻米。当米价上升时，政府便把大量稻米推出市场，使米价下降。政府手中的大量稻米，源自政府通过种种行政命令，例如“随赋增购”等，强迫农民缴交和售卖稻米给政府，一方面保障了当时台湾60万军队的粮饷，另一方面亦使平稳米价的政策得以执行。在这些措施下，台湾的粮价得以维持在稳定和较低水准，一直到1969年，台湾农民出售大米的价格都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最低时只有国际价格的61%。台湾实行低粮价政策，维持了低工资，使劳动密集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其出口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相对于60年代工业的蓬勃发展，农业部门在60年代经历了由兴至衰的发展历程。1968年以后，过去以“以农业培养工业”政策造成的积弊暴露出来，农业劳动力与资本大量外流，农业投资相对减少，农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1969年，台湾农业首次出现负增长。到80年代，农业生产发展仍十分缓慢。近数十年来虽然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所得逐年有所提高，但比起非农业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农民的收入仍然偏低。1991年农户人均所得是非农户人均所得的724%，农户人均每月收入1166万元新台币，不及非农户人均1604万元新台币的3/4，而且农业净收入占农户所得的比例一直在减少。农民收入长期低于非农行业，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大下降，难以安心务农。
纵观台湾的经济发展，可说是农民的利益被牺牲。由于台湾中南部地区主要为农业地区，国民党的这种政策当然会引起南部民众的不满。特别是国民党当局在“反共复国”的“过客心态”下，侧重于对国民党党政高层聚集地的台湾北部进行建设，而使台湾南北的发展有较大差异。台湾南北两个重镇台北市和高雄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甚大，可以作为南北不平衡发展的典型。
国民党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加工出口区由于国民党当局将经济财源与发展重点放在以台北市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台北市的财政分配高出高雄市数倍之多；台北市高等教育占了整个台湾的60％以上，而南部高校甚少，尤其是第二大都市高雄市到目前也没有几家知名大学，医疗卫生机构也有类似的差距。特别是以台北市为主的北部都会区，拥有较多的政治与经济资源，也享有较好的生活品质；而以工业起家的高雄市，长期被水质、空气品质不佳所困扰。这种政策的倾斜，引起南部民众对台湾当局的不满与南北矛盾的出现。国民党执政后期也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实现南北均衡发展，但效果不明显。这种政策与矛盾，在民进党选举策略与民粹主义的激化下不断加深，南北民众内心的对抗情绪上升。因此，高雄人常认为自己是“二等公民”，有永远追不上台北的失落感。因此，南部地区长期以来有一种反国民党的情绪，也因此成为反对党——民进党长期进行反对运动的大本营。南部地区选民的投票动向成为民进党在2000年与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战胜泛蓝阵营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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