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蓝阵营走到今天这一步难能可贵，要继续往前走难度不小。一是内部协调的任务很重。就政治现实来说，“议题合作”易，“选举合作”难。议题合作是问政层次，是政策层面之争，没有实际、直接利益涉及，因此容易合作。“选举合作”是权力层次，是掌控资源之争，因此合作的难度很大。对2004年“总统”选举来说，两党协商的担子更重。事实上无论是两党合作还是两党合作参选，都涉及各自的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党的利益，以及各自掌握的各类资源的重新分配，总有一方必须做出让步，这就是矛盾的根源。

二是抵制外部干扰的任务很重。对泛蓝阵营的合作，执政党利用执政优势，极力压缩在野党的生存空间。陈水扁和民进党可以高官厚禄酬佣，拨给财经经费，操纵地方势力，动用情治部门，威胁利诱共举，挑拨煽动齐出，阻挠泛蓝阵营的合作。“台独”势力以集中打压为主，李登辉和台联党提出泛蓝阵营合作是“为增加联合卖台的本钱”、“外省欺负本省”和“国民党输不起”三大口号，制造“外省和本省”、“卖台和爱台”、“民选政府和外来政权”的三大对立，采取“提出制造族群矛盾的法案”、“鼓动本省对大陆和外省人的仇恨”和“破口大骂国亲两党合作”等三个手段，以发泄他们对泛蓝阵营重新集结的仇恨。在泛蓝阵营合作所遇到的内外矛盾中，解决好内部矛盾、协调好内部纷争，对合作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要内部一致，外部的干扰和反对的杀伤力则小得多。

国民党的分裂，让人痛心；泛蓝阵营的合作，道路坎坷。可喜的是，泛蓝阵营内部已经有合作的要求和愿望，而且已经有了合作的具体举动，应该是一场有希望的事业。多少希望能够变成现实，则要看泛蓝阵营自己如何操作。

当初，逼走宋楚瑜，完全是李登辉分化、瓦解国民党的阴谋。事实上正是因为在2000年3月18日的选举中，国民党的支持群体一分为二，一部分支持连战和萧万长，一部分支持宋楚瑜和张昭雄，才是造成国民党下野、民进党执政的直接原因。李登辉搞跨国民党、成全民进党的阴谋实现了。

国民党竞选失败，李登辉（左）与连战（右）分道扬镳国民党在2000年3月“总统”大选失败后，国民党群众纷纷要求将李登辉从国民党主席的大位上赶下来。

李登辉被赶下台后，并没有放弃分裂国民党的阴谋，一直在蛰伏观察，待机而动。面对政党轮替后民进党当局的执政窘境和政局出现的变化，李登辉有揪心的痛：一是推行的“一条路线”（即以“和平走向分裂”为核心的分裂路线），一再为社会各界所批评，为扭转这一局面只有再次跳到前台，以“统”和“独”、省籍划线，企图稳定“台独”队伍，扩大“台独”的社会基础。二是建立的“一套制度”（即以“中华民国第二共和”、“两岸两国”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在民进党当局操控下运转不良，有必要出场救急。正如李登辉所说，为了维护台湾的“民主成就”，他“无法退休”。三是破坏“一个党”（国民党）的工作受阻。不仅国民党在改造中企图东山再起，而且被分裂为三个党的泛国民党势力也重新开始集结，这是李登辉所不能甘心的，他要在他的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对泛蓝阵营出击，为民进党执政清障排难。四是扶持“一个党”（民进党）的工作不顺，为民进党当局保驾护航已经成为他义不容辞的任务。在李登辉看来，上述四点中，第四点是“纲”，只要民进党方面能够巩固执政基础，顺利施政，其他的问题则“迎刃而解”。具体策略就是以“本土化”为旗帜，挑起族群冲突，继续分化、瓦解国民党，压制连宋阵营。

李登辉在2000年3月24日被迫离开国民党主席职位后，继续从事破坏国民党的活动。他公开声称“中国国民党”应该改名为“台湾国民党”。他在请人捉刀的三本大同小异的自传体回忆录中，嘲弄国民党的失败，谩骂国民党现有领导机构成员。在筹组“台联党”的过程中，他多次公开辱骂国民党，声称“很多政策都不对”，对国民党“感到极大的失望，甚至已经到了反感、愤慨的地步”，“我早已经把国民党给开除了”。国民党群众要李登辉下台，为国民党败选负责李登辉重出江湖已经没有现成的位置，只有公开亮出旗帜，拉出一支队伍，以此作为对付泛国民党阵营的基本力量，实现“亲李政团”与民进党合作，以“李扁体制”对付连宋联盟。与此相适应的是，李系政团中不少人是李登辉埋在国民党内的定时炸弹，不少是李登辉长期培植的基层力量，由于他们长期追随李登辉路线，态度暧昧，立场动摇，面对民进党方面的分化拉拢，面对李登辉的招降纳叛，趁机脱党而去。

2001年8月12日，台湾又一个“台独”政党“台湾团结联盟（简称台联党）”成立，李登辉自己争来个“精神领袖”的职称，他还称“我和台联的关系应该让大家知道，我虽尚未入党，但精神上会支持台联”。李登辉从国民党内拉出的这支队伍，造成国民党的进一步分裂。台联党在2001年12月1日第五届“立法委员”选举中，拿到7%的选票和13席“立法委员”。

随着李登辉分裂国民党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国民党内要求处分李登辉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中评会委员当场割腕要求处分李登辉的场面。2001年8月中旬，国民党考纪会开除了正式代表台联党参选的11名党员的党籍，但是李登辉没有接受教训，9月1日南下为台联党公开站台造势，9月18日在接到了国民党中央的劝告信后，再次拒绝挽救，又为台联党候选人站台。至此，李登辉叛党面目暴露无遗，深受其害的国民党于21日，终于由考纪会出面做出撤销李登辉党籍的决议。

李登辉于是迅速组建台联党，既是为了毁掉国民党，帮助民进党，也是为了自己寻找能够重回政治中心的途径，寻找能够满足其“权欲”、行使政治权力的舞台，寻找能够满足其“独欲”、宣扬“两国论”的阵地。如今被国民党扫地出门后，正如他对台联党主席黄主文所说：“没有任何牵挂了。”

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台联党，可谓之党不大野心大，人不多阴谋多，人才不足“独气”足。13个“立法委员”跟着政坛“甩货”李登辉，利用“立法院”这一体制内渠道，“独”不惊人死不休，以“多提独案为本，多提独案为荣”。

2001年12月20日，李登辉在给台联党“立法委员”当选人授课时提出要“制定台湾基本法”。2002年2月7日和26日，台联党“立法院党团”声称非台澎金马地区出生的人不能参选“总统”。3月9日，台联党“立法委员”程振隆声称应把台语定为“第二种官方语言”，该党“立法委员”何敏豪提出“变更领土修宪案”。18日，台联党“党团”副总召集人罗志明提出“中正纪念堂”“更名为‘总统纪念馆’很好”；24日，何敏豪称要提案迁都“大台中”；30日，台联党“立法委员”陈建铭声称出生在台澎金马地区者“才可拥有国籍”；4月7日，罗志明声称应把“台北故宫博物院”更名为“福尔摩莎博物院”；4月17日，陈建铭称，要提防中资“渗透、侵蚀台湾媒体”；5月11日，台联党和一些“台独”组织举办“台湾正名游行”，李登辉充当“总指挥”。8月5日，面对因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引发台湾股市大跌200多点与股民愤怒抗议，李登辉马上跳出来为陈水扁辩解称，“一边一国只是事实陈述”，“股票大跌只是由于全球产能过剩所造成的，问题并不在阿扁说了‘一边一国’”。8月11日，李登辉借台联党党庆大会与陈水扁同台的机会公开对陈表达支持之意。李登辉当着陈水扁的面称，他完全支持陈水扁所说的“一边一国”。李登辉对国民党下台露出笑容8月11日，尊李登辉为“精神领袖”的台联党修正了该党党纲，正式将推动“公民投票立法”及为了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泛称的中国名称，将推动“台湾正名”，主张以“台湾”为名作为“国家定位”列入党纲。台联党成为名副其实的“台独”党，要充当“台独”的排头方阵。

台联党成立是国民党的又一次分裂。如果说在李登辉的打压下，新党、郝（柏村）林（洋港）陈（履安）、亲民党出走是国民党的损失，那么亲李势力离开国民党组成台联党，对国民党来说却是好事。因为这次出走的是动摇分子，是深受李登辉影响的“政治蛀虫”，对纯洁国民党、推动国民党的党务改造是有益的。然而，国民党在李登辉出任党主席后一次次地分裂，以致失去执政权，对国民党的发展造成重大伤害，让国民党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

海峡两岸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紧张军事对峙以后，随着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祖国大陆提出了“和平统一”的主张，并为实施这一主张采取了许多缓和两岸关系、促进两岸交流的具体措施。祖国大陆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对台湾当局产生了很大压力，台湾当局被迫调整大陆政策，海峡两岸出现了对峙下和平交往的新局面。两岸各种交流全面展开，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旅游、参访、学习的热情持续升高，两岸贸易迅速发展，台胞投资大陆遍地开花。两岸同胞通过交流和来往，减少了敌意，增加了互信，增进了感情。

面对两岸交流、经贸的迅速发展，李登辉当局采取一系列动作，设置人为障碍，为两岸关系降温。1990年10月7日，台湾当局以任务编组方式在“总统府”内设置“国家统一委员会”（简称“国统会”），名为负责统一大政方针的研究与咨询，李登辉任“国统会主任委员”。“国统会”设有“研究委员”若干人。紧随“国统会”成立，10月17日，“行政院院会”通过了“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大陆委员会”（简称“陆委会”）于1991年1月正式组成，成为统筹台当局大陆和港澳工作的专责机构，对于大陆事务及两岸各项业务交流事项“有指示、监督之责”。1990年11月21日，具有官方背景而以民间形式出现的机构“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应运而生，专门负责处理两岸交流中出现的问题。上述三机构的成立，成为李登辉监控两岸关系态势的一条龙控制系统，后来的事实证明，“国统会”没有做促进统一的事情，反而成为李登辉阻挠统一、宣扬“台独”的舞台；“陆委会”专门负责为两岸关系和交流“踩刹车”；“海基会”则成为负责具体落实“陆委会”和台最高当局干扰两岸关系的目标。

在控制两岸关系的机构成立后，李登辉当局又制订了一系列推行“实质台独”、甚至“两国论”的路线、政策、法令和法规。1991年2月23日，台湾当局公布了“国家统一纲领”（简称“国统纲领”）。“国统纲领”共分为前言、目标、原则、进程四部分，关键的“统一进程部分”又分为“近、中、远程三个阶段”。“纲领”强调，“中国的统一，其时机与方式，首应尊重台湾地区人民的权益并维护其安全与福祉，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下，分阶段逐步达成”。“统一进程”分三个阶段，在近程阶段中，提出“在互惠中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两岸应摒除敌对状态，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在国际间相互尊重，互不排斥”等“三个前提”实现后，方能进入中程阶段，两岸人民迫切希望的“三通”则属于中程阶段的范围。纲领声称，在中共有善意回应之后，才可进入协商统一的远程阶段。“国统纲领”是台湾当局40多年来公开提出的第一个关于“国家统一”的方案，实质上是一个十分明显的“独台纲领”，不过是“一国两府”或“一国两区”的翻版。“国统纲领”还明确提出了近程阶段的“三个前提”，实质上是对台湾拖延统一、搞“两个中国”的主要借口加以系统化和标准化。所以，“国统纲领”提出的阶段、前提、条件，无非是一个“拖”字，是要“拖以待变，拖中有独”。

1991年4月30日，李登辉宣布终止持续了43年之久的所谓“动员戡乱时期”,同时着手修订或废止与“戡乱体制”相关的150多种法律、法规。1992年7月16日，“立法院”三读通过策划4年之久、屡受争议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这些律令的实质是，全面规范日益频繁的两岸民间交流活动，在想限制又没法限制的情况下只有进行严加管制。

在上述机构和政策的指导下，两岸开始进行事务性谈判。在“海基会”成立以前，两岸民间的事务性接触已经开始。为解决两岸交流中出现的问题，1989年12月16日，大陆海峡两岸经贸协会与台湾海峡两岸商务协调会在香港举行了首次会议，双方就有关事宜签订了“协议书”。1990年7月4日，两个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2次会议，并设立了调解仲裁、商标专利、法律服务、工商咨询4个专业委员会。同年9月，两岸红十字会首次在金门进行商谈，达成海上遣返问题的“金门协议”。

具有官方背景和授权的民间中介机构“海基会”和“海协会”成立后，两岸民间这种事务性、技术性和功能性的接触商谈便主要由两会来进行。从1991年4月28日起，“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陈长文率领访问团抵达北京起，与“海协会”进行商谈，两会先后进行了17次谈判。其中，1992年3月，“两岸文书验证”及“建立两岸挂号信函查询补偿事宜”进行磋商，开始涉及“一个中国”的表述问题。10月28日，两会又派出代表在香港举行第2次磋商，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形成的共识，被台湾当局推翻。两会于1992年11月16日和1993年3月分别在香港和北京举行的商谈中，大陆代表最后同意台湾当局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由两会各自采用口头方式表述”的意见，促成就在事务性商谈中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一事达成共识。双方同意各自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为下一步两会商谈提供了政治基础。

1992年1月8日，“海协会”致函邀请“海基会”董事长或秘书长到祖国大陆来访问。同年8月4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也向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发出“汪辜会谈”的邀请，希望“就当前经济发展及双方会晤诸问题，交流意见、洽商方案”。8月22日，辜振甫接受邀请。但此后因台湾当局反对将“一个中国”原则写入“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和“两岸挂号函件丢失查询补偿”两协议，一再拖延“汪辜会谈”的时间。

1993年初，祖国大陆为促成“汪辜会谈”，同意各自表述“一个中国”和会谈在第三地进行的要求，台湾当局没有拒绝的理由。此时，台湾当局也有意通过提高两岸商谈层次，显示台湾与大陆“对等政治实体地位”。

1993年3月18日，台“行政院陆委会”正式公布了《辜汪会谈背景说明书》，称这次会谈是“两岸政府正式授权之民间中介团体高层负责人首度会面”，其性质为事务性和功能性，不涉及政治问题。经过3次会谈，到4月26日，关于“汪辜会谈”的一些技术性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右）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左）交换签署四项协议的文本细节达成协议。

4月27日至29日，“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在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首次会谈时，提出了关于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科技文化交流和两会会务的具体意见。在近3天的会谈中，双方分别就上述议题交换了意见，并于29日上午正式签署了4项协议，即：《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和《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还商定了1993年内两会事务性商谈的一些议题，如关于“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之人员的遣返及相关问题”、“共同打击海上走私、抢劫等犯罪活动问题”、“两岸海上渔事纠纷处理”、“知识产权保护”和“两岸有关法院之间的联系与协助”等5项议题。

“汪辜会谈”是两岸隔绝40多年后的第一次高层正式会谈，它在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对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果不是台湾当局后来故意制造事端，破坏两岸关系，“汪辜会谈”会继续进行，两岸各种交流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汪辜会谈”后，两会就此次会谈的后续事务性问题进行副秘书长级和副会长级会谈。祖国大陆方面为再次推进两岸事务协商，解决有关问题，于1993年底提出进行第2次“汪辜会谈”的建议。1995年4月，台湾当局正式同意举行第2次“汪辜会谈”。同年5月26日，“海协会”唐树备副会长一行赴台北，就第2次“汪辜会谈”与“海基会”焦仁和副会长进行预备性磋商，双方达成6点共识，并决定第2次“汪辜会谈”于7月20日在北京举行。但不久后，李登辉公开到美国大搞分裂祖国的活动，祖国大陆方面不得不做出暂停两会商谈的决定。

在两岸成立两会及建立正常接触渠道的过程中，两岸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民间交流深入展开，文化艺术体育交流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台湾当局也从开放探亲起步、被动应付，逐步走向大陆政策系统化、法治化。在两岸民间交流上，祖国大陆全面开放，一开到底，热烈欢迎；台湾当局则是逐步放宽，规定各种附加条件予以限制，因而使得两岸交流呈现出不均衡状态。两岸交流发展过程说明，没有祖国大陆的推动，两岸关系不可能取得如此快的进展和如此多的成果；如果没有台湾当局的限制和干扰，两岸交流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发展得更快。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民党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维持党内政治生态平衡、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李登辉背叛一个中国原则，推销“两国论”，把国民党说成是“外来政权”，并且利用手中的权力强加给国民党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引起党内思想混乱，信念动摇。党内每次分裂固然有权力之争的背景，但是关于“台独”和“反台独”的政治理念之争也是重要原因。反对“台独”的人既被剥夺政治权利，又失去了在党内反对“台独”的自由，只得无奈之下离党而去。这是李登辉希望看到的结果。

李登辉的分裂主张，最集中地体现在大陆政策与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一个中国”成了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招牌，成为他想方设法极力摆脱的精神枷锁。在“两国论”提出之前，李登辉混淆、否定一个中国原则的动作一个接一个，而且不断升级。

一是在两岸关系的定位上，由“一个中国”走向建立“两个国家”。李登辉自1988年1月上台后，他把蒋家父子坚持40年的“一个中国政策”放弃殆尽，一步一步走上“独台”的分裂道路。在接收蒋经国政治遗产时，李登辉当时也继承了“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因为，他如果只要蒋经国留下的权力而不要“一个中国”的政策，则无法确立自己在国民党内和岛内的统治地位。所以他在上台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中华民国的国策，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没有两个中国的政策。”李登辉当选“总统”后，领导地位得到巩固，便开始推行带有李氏印记的内外政策。李登辉公开发表谈话称：“愿意同中共进行政府对政府的对话，对话必须在一个中国、政府对政府和双方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国家，两个政府这是现实”。所谓“一国两府”，即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突出海峡两岸各有一个必须相互承认、对等的、合法的“政府”。这与蒋氏父子时代坚持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显然不同，是李登辉为脱离“一个中国”原则而迈出的第一步。

1991年2月发表的、由李登辉主导制定的“国家统一纲领”，提出“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同年5月10日，随着“动员戡乱时期”的结束，原来对中国共产党的诬称“叛乱团体”已不再适用，李登辉表示：“将视中共为控制大陆地区的政治实体，称它为大陆当局或中共当局。”“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名就叫中华民国”，“中共必须承认台湾是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以“一个中国、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为两岸关系定位，比“一国两府”的用意更为危险。此一主张的提出，表明李登辉在脱离“一个中国”原则上又迈出一步。

1992年8月1日，“国统会”按照李登辉的指示重新解释的“一个中国涵义”，在正式报告中称“‘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另一方面声称：“中国处于暂时之分裂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中华民国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上述结论，在表面上仍维持了蒋氏父子所坚持的“一个中国”的前提，实际上却提出和阐释了“分裂”、“分治”的新概念。对此，李登辉进一步说：“我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始终没讲过一个中国”；“一个中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这是将来……中华民国目前统辖台澎金马，拥有绝对而且完整的主权与治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原因”；“目前的中国属于分裂，是一项不容否认的事实，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共在大陆，应属平等的政治实体”。李登辉解释的要害是，“中华民国主权及于整个中国”已经虚化，“中华民国”已被“中华民国在台湾”所取代，从而也就取代了“一个中国”。1993年11月21日，台湾“经济部长”江丙坤依李登辉的指示，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会会议上代表台湾当局发表了“关于两个中国政策的声明”，公开提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互不隶属的主权国家，台北是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政策”。“阶段性两个中国”是李登辉公开打出“两个中国”招牌的开始。

李登辉不断冲击“一个中国”原则，其用意越来越清楚。1994年3月底，李登辉以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的形式，表达了他关于两岸关系和台湾定位问题的主张。他毫无隐讳地说，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统治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是外来政权，他要充当《出埃及记》中的“摩西”，暗喻要带领台湾人走出中国，建立“台湾人的国家”。不久，李登辉又以接受台湾《自由时报》专访的形式，更直截了当地否认“一个中国”原则，称“现阶段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独立主权国家”，“真正主权在民的国家”，台湾的“主权在所有的2100万人民”。李登辉长期以来在两岸关系、台湾定位问题上的变化，欲盖弥彰式的表白，至此完全露出底线。这就是图谋使一个中国，变为“一个中国”、“一个台湾”。

李登辉确实想充当“台湾的摩西”，踏上分裂祖国的不归路。1994年7月台湾当局发表的“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和1997年2月发表的“一个分治的中国”说帖，以“分裂分治”为名公开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因此，自1992年初至1993年11月间，分别提出“分裂分治”、“对等的政治实体”、“中华民国主权及于全中国，李登辉支持陈水扁但治权及于台澎金马”、“中华民国在台湾”、“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等口号，混淆一个中国定义，公开否定一个中国原则。

自1994年始，李登辉开始利用各种机会鼓吹分裂理论。是年4月30日至5月2日，台湾《自立晚报》全文登载了李登辉与日本记者司马辽太郎的谈话。李登辉在这题为“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的“对谈”和前后的一系列谈话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台独”主张。李登辉声称，“中国这个词也是含糊不清的”，“中国共产党把台湾省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份，这是奇怪的梦呢”。他别有用心地说：“‘这之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部都是外来政权’，最近我已不在乎如此说。就算是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呀！只是来统治台湾人的一个党罢了。”在“对谈”中，他首尾都以《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中率犹太人穿越红海、返回故土重建家园的摩西自比，以此隐喻李登辉自己也想率领台湾人“独立建国”。人们正是从这篇“对谈”中开始认识李登辉的分裂思想的。

1994年7月，台湾当局召开的“大陆工作会”正式公布了“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说明书”把海峡两岸所谓“分裂分治的根源”强加给中国共产党，把今天海峡两岸分离局面说成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叛乱”所造成的；称两岸的分裂分治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今天中国之所以不能统一，是因为大陆的政治制度”，煽动台湾人民对大陆的不信任感。该“说明书”攻击“一国两制”是“假中国统一之名，行兼并台澎金马之实”，说什么“‘两制’乃是任由中共宰割的一种权宜措施，‘一国两制’的目的，是要‘中华民国向中共全面归降’”。该“说明书”就是企图以“制度不同”为借口拒绝接受祖国大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主张，为两岸统一设置障碍。

此外，李登辉一直把“主权在民”作为维持其统治的理论基础。他声称400年前台湾是“无主的土地”，甲午战争后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即由“外来政权统治”。“中国这个词也是含糊不清的，19世纪以来，主权问题就不断地被讨论着，主权两字是危险的单字。”“现阶段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我们应该尽量忘记一个中国、两个中国这种字眼。”“主权在民论”是要确立起台湾与大陆对等的“政治实体”地位，肯定“分裂、分治”的现实，实现“中华民国在台湾”、“参与联合国”乃至走得更远的目的。

李登辉的另外一个口号是“务实主权论”。1991年8月8日，李登辉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声称，“人权包括国家主权以及政治的自主”，“从世界发生的各种问题来看，尊重各地区人权的问题，包括主权的再解释，以及政治的自主，是建立世界新秩序很重要的条件”。8月21日至23日，在《中国时报》举办的所谓“中华民国与国际新秩序研讨会”上，李登辉又宣称“人权”高于“国家主权”，应以此“为基点讨论国家主权问题”。1996年3月17日，李登辉竞选第九届“总统”的最后关头，宣称“在新的国际架构下，所谓‘主权’、‘干涉内政’应有不同认定角度……以尊重人权为建构国际新秩序的基点。”“人权高于国家主权”论调的实质，只是在为干涉别国内政制造法律依据。李登辉的“务实主权观”，要害是借“人权”之说，来为西方亲台势力提供干涉台湾问题的依据。

在李登辉的分裂理论体系中，他的“新台湾人主义”是一个新的分支。“新台湾人主义”的实质是，在台湾同胞中培育“新台湾人主义”，将分裂的因素扩大到思想、文化乃至民族的基础层面，用“台湾民族主义”对抗中华民族精神，以便从台湾同胞的心底拔掉统一之“根”，植下“台独”之“本”。李登辉带头鼓吹的“新台湾人主义”，是由“台湾命运共同体”、“主权在民论”发展而来，突出“以台湾为主体”，公开标榜“台湾民族”，妄图将台湾的中国人变成“在地化的民族”——“台湾人”，以逐渐用“台湾民族主义”对抗、取代“中华民族主义”。一句话就是要通过“心灵改革”来“改变人心”、“重塑台湾人灵魂”，以便从思想、文化乃至民族的深层次上分裂中国。

李登辉无视台湾同胞要求发展两岸关系的愿望，无视两岸交流给台湾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巨大效益，一再干扰和破坏两岸关系。李登辉破坏两岸关系和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的举动，违反了广大国民党员的基本要求，因此加剧了党内的政治理念对立，加速了党内分裂。

1994年4月1日清晨8时5分，载有24名台胞游客、两名导游、6名船员的“海瑞号”游轮，在浙江千岛湖被烧毁，人员全部死亡，这就是震惊海峡两岸的“千岛湖事件”。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此事十分重视，国务院台办、公安部、交通部等部门也立即派人员赶赴现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根据浙江方面的报告，及时主动地向台湾“海基会”通报了有关情况。4月6日，遇难台胞的骨灰由家属送回台湾。4月17日，这一特大谋财害命案破案。6月12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一审判决，判处凶犯吴黎宠、胡志瀚、余爱军死刑。“千岛湖事件”纯属一起重大刑事案。然而事件发生后，在台湾当局的错误导向下，岛内媒体大炒特炒。一些高级官员和政治人物，借题发挥。李登辉更是以“中共是一堆恶势力，是土匪”进行谩骂和攻击；“台独”势力趁机煽风点火，煽动“台湾独立”。台有关部门还做出停止两岸旅游、文教、经贸交流等活动的决定。李登辉和台湾当局对“千岛湖事件”加以“政治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自开放两岸交流以来一直正常发展的两岸关系。自此以后，李登辉开始全面、公开推行分裂路线。

1995年李登辉(中)访美后，两岸关系严重恶化 李登辉从一个中国原则立场上的倒退，坚持“中华民国在台湾”，对外的具体表现就是极力推行“务实外交”。李登辉出任第八届“总统”后，在6年任期内，前3年的施政重点放在内政“修宪”，完成所谓“宁静的革命”；后3年的重点则开始放在“务实外交”、“拓展台湾国际生存空间”方面。对于台正常地同其他国家发展经贸文化等非官方关系，祖国大陆向来不持异议。但李登辉不是这样，而是以“争取国际生存空间”为名，行分裂祖国、谋取“台湾实质独立”之实，因而其做法已经危及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危及台湾社会的稳定。

李登辉偏离一个中国原则越远，搞“务实外交”愈猖獗，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就走得越远。1993年起，台湾当局一直把实现“李登辉访美”作为“务实外交”阶段性目标。由于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出于多方利益权衡，迟迟没有同意。1995年5月3日，美国政府还发表声明，认为李登辉访美的时机不成熟，予以拒绝。5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突然宣布，同意李登辉以“私人身份”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参加校庆活动。6月7日至12日，李登辉偕夫人、带着“总统府秘书长”吴伯雄、“国安会秘书长”丁懋时、“新闻局长”胡志强、“外交部常务次长”陈锡蕃等人公然跑到美国，为宣扬“中华民国在台湾”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活动，实现了台湾有关方面所称的“世纪之旅”。

李登辉之所以能够到美国活动，是美国国内反华势力长期活动的结果。在国会两院中，亲台势力活动猖獗，一些亲台反华干将占据了参众两院和委员会要职，使得国会大刮“亲台风”。台湾当局也长期竭力为此活动，花重金聘用卡西迪公司等美国几十家公关公司，向美国国会议员展开游说攻势。同时，也以美元开道，对美国民意、媒体展开公关活动。在重金之下，不少美国的媒体也成为亲台势力的宣传阵地，支持李登辉访美和支持台“参与联合国”的文章充斥美国主要报纸的版面。仅在美国政府宣布同意李赴美的前4个月，美国各地主要报刊，就发表数十篇支持李登辉访美的文章。　　

台湾当局推行的“务实外交”，经过长期“量”的演变，最终发生“质”的变化。李登辉公开进入美国去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由蒋介石、蒋经国在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期间为在国际上维护“一个中国”形象而坚持不到台湾以外的地区去活动，演变为李登辉等人频繁走出去甘心充当反华势力手中的牌，由去一般性国家发展到去世界头号大国，由“度假”、“典礼”上升到完全有着特定目标的政治性访问，由非公开活动过渡到公开发表以宣扬“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煽动性演讲，与对两岸形成分离状态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搞在一起，企图将两岸分离固定化、永久化。这一演变说明李登辉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在国际间谋取“台湾为主权独立国家”，已是急不可待，异常嚣张。

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维护国家主权，制止“台独”分裂势力的进一步发展，警告李登辉不要走得太远，于1995年6月展开了“反分裂反台独斗争”。深刻揭露李登辉的“台独”真面目，批判李登辉挟洋自重、分裂祖国的行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先后举行了导弹发射演习训练、导弹火炮实弹演习、陆海空三军登陆作战等大规模军事演习，表明中国政府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惜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制止分裂祖国行为的决心和能力。同时，鉴于李登辉访美严重毒化了两岸关系的和缓气氛，导致两岸关系出现紧张局势的现实，大陆“海协会”宣布暂停原定于７月进行的“汪辜会谈”，“两会”其他层次的事务性商谈也一律停止。这样，自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来不断趋于缓和的两岸关系开始发生了逆转，不但江泽民主席于1995年1月30日发表的重要讲话所带来的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契机被台湾当局断送，而且两岸在国际上和军事上的对立明显升级，两岸人民经过十几年努力培植起来的互信基础也因台湾当局的分裂活动而几乎丧失殆尽。

在两岸关系低迷气氛下，两岸各种交流依然进行，台湾当局却一直在极力降温。李登辉在1996年3月23日举行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换届选举中胜选后，大陆政策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变化。他极力回避一个中国原则，绝口不提“一个中国”，有的只是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同时，台湾当局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活动也一如既往。在两岸关系和“三通”问题上，一再提出祖国大陆根本不可能接受的要价来设置障碍。

1996年8月14日，李登辉在“国民代表大会”上声称，应检讨“以大陆为腹地，建设亚太营运中心”这一“扭曲的论调”，并要求财经部门重定台商对大陆投资规模的限制台湾当局“以武拒统”指标。之后，有关职能部门纷纷制定限制台商赴大陆投资的措施。9月14日，李登辉出席台“经营者大会”时又提出台商投资大陆应“戒急、用忍”。台湾当局有关部门也随声附和，声称要对两岸贸易设定“安全区”，计划在2000年以前，两岸贸易增长率以整体贸易增长率的加减5%作为“安全”指标。

为限制台商赴大陆投资领域与规模，制定了台商投资大陆的新规范，增加台商申请赴大陆投资的审批程序。为阻止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台湾当局一直在对大企业集团进行劝导，劝阻无效后，又采取行政强制手段，甚至恫吓、威胁他们。李登辉发表紧缩大陆经贸政策的讲话后，“经济部长”王志刚立刻要求有关部门延缓审查在技术层面符合现行投资大陆规定的台塑漳州电厂案，并由“次长”张昌邦出面力促台塑集团总裁王永庆“自行撤回”申请案。还威胁说，台塑如另案提出，将“再从头审查”。台湾当局还围攻赴祖国大陆访问的“工总理事长”高清愿，诬蔑他赴大陆是“献媚”、“朝谒”。

1997年3月18日，“经济部投审会”邀集“财政部”、“法务部”、“陆委会”等单位，就台商“违法”赴大陆投资事宜进行讨论。对违规赴大陆投资者给予适当的行政处罚，不排除限其停止对大陆的投资，以达到劝阻的效果。在台湾当局全力控制企业赴大陆投资的同时，还将防止台商经第三地公司对大陆的投资行为。4月18日，“立法院”通过所谓台商“自新条款”，要让“违规”的台商，“自新认罪”。

李登辉紧缩大陆经贸政策是经过长期策划的，企图以紧缩大陆经贸政策，管控台商赴大陆投资的流量作为两岸“对等”协商的筹码。对台商投资大陆泼冷水，目的是要遏制两岸经贸联系，其实质显然是企图以经济为筹码进行“政治勒索”，对抗大陆，进而掌握两岸谈判的主导权，达到“两岸分裂分治”、双方为“对等政治实体”的目的。但两岸关系的发展不是以台湾当局的意志为转移的，加强两岸经贸文化人员交流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发展两岸经贸关系早已是岛内民众和工商界的基本共识，并非是一两个人所能阻止的，“戒急用忍”只能是徒劳的。

与对大陆投资实施“戒急用忍”、进而限制两岸关系政策相配合，1997年2月22日，台湾当局以“行政院新闻局”名义公布了精心设计的“透视‘一个中国’问题”说帖。这一说帖的发表，主要是为了应付大陆反分裂反台独斗争的强大政治压力，为“两个中国”进行辩解。说帖称目前两岸状态是“一个分治的中国”，并且诬蔑祖国大陆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隐含了一个语意陷阱”。因此，说帖的核心是提出了“一个分治的中国”的概念。说帖声称，中国自1949年以后即处于分治状态，台北和北京两个政权均未统治过对方，只能代表各自有效统辖的一部分，因而“与其说‘一个中国’，不如说‘一个分治的中国’”。

“一个分治的中国”的提出，无疑是为了再次宣示“分裂分治”的主张，再次拒绝“一个中国”原则，说明李登辉和台湾当局根本没有缓和、改善、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说明李登辉多次反复谈及有意举行“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签订和平协定谈判”、“两岸领导人见面”等建议的虚伪性。同样也证明，李登辉正在急于推动台湾“实质独立”，加快实施各种“脱中国化”图谋，从形式到内容上摆脱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的地位，摆脱“1949年以来中华民国的格局”的“宪政架构”。

李登辉上台以来，在岛内推行本土文化，向台湾青少年一代灌输以台湾为主体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国家认同”意识。在他的授意下，教育部门编撰了一套《认识台湾》教科书，从1997年9月开始在台湾中学试用，1998年9月正式使用。这套教科书歪曲历史，割裂、否定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联系，不讲台湾人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是强调“台湾人意识”；割裂台湾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联系，否定中华文化在台湾文化中的主体地位；贬低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宣扬“台湾文化观”，向青少年灌输“台湾生命共同体”和“台湾人的台湾”观念，淡化他们对中华文化和祖国的认同。

以“戒急用忍”为主的紧缩两岸交流及破坏两岸关系的行为，以“透视‘一个中国’说帖”为代表的对违反“一个中国”立场的政策宣示，以《认识台湾》教科书为代表的加速意识形态“脱中国化”的举动，严重影响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

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被英国殖民者侵占百余年的香港从此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统一，完成了第一步。1999年12月20日，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中国的统一完成第二步。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已经历史性地摆在中国人面前。在这一态势下，李登辉又开始进行新的挑衅与分裂升级活动。

1999年5月19日，李登辉发表了《台湾的主张》一书。书中除了把他个人的政治主张强加在台湾人民头上、将其定位为“台湾的主张”这一明显的错误外，还公然附和日本右翼学者提出的主张，把中国分成7块，分解中国之心昭然若揭。7月9日，距离退出政坛只有10个月的李登辉，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公然宣称台湾当局“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这就是李登辉抛出的旨在分裂中国的“两国论”。

李登辉接见日本客人时继续宣扬“两国论”“两国论”是李登辉为代表的台湾当局，推行的以“和平走向分裂”为核心的分裂理念、路线的集中体现。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主要是实现以下“三个定位”：一是为两岸关系进行政治定位。从以前的“模糊”、“否定”一个中国原则质变为突破一个中国原则。二是在国际上将台湾定位为“主权国家”。配合西方打“台湾牌”，为西方反华势力遏制中国的活动提供“理论、政治武器”，以便扩大被国际潮流所压缩了的“两个中国”的空间。三是为政治现实完成定位。在他即将下台之际，完成从“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层次确定“两个中国”，扩大分裂的社会基础，为“两个中国”制造社会氛围，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树起一面黑色的分裂旗帜。

“两国论”抛出后，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两国论”有违岛内民意。一种政治行为符不符合民意，不能简单地从带有特定导向的民意调查和当局的短期行为来看，而要看这一政治行为是否伤害了民众的根本利益。在台湾前途问题上，李登辉以“两国论”为赌注，摆开豪赌的架势，由“暗独”走向“明独”，公开分裂祖国，已经严重破坏了维持两岸关系现状的三项基本条件，当然损害了岛内民众的根本利益，进而违背了岛内的主流民意。

首先“两国论”挑起两岸关系的紧张。“两国论”的要害很清楚，就是要在两岸关系刚现转机之际，以直接抽掉两岸关系政治基础的方式来关闭两岸协商、谈判的大门，截断两岸交流的渠道，使两岸关系雪上加霜，濒临破裂。只要对两岸关系有所了解的人，无不认识到李登辉已经成为破坏两岸关系的元凶，“两国论”造成两岸关系全面倒退。“两国论”导致海峡两岸之间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分裂和反分裂斗争。这一场斗争既是李登辉长期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然结果，也是祖国大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能力的集中体现。

其次“两国论”造成台湾在国际上更加被动。“两国论”提出后，尽管台湾当局一再声称要以此为基调在国际上大力宣传，事实上它已成为国际上一次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再次确认，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纷纷声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认为李登辉是“麻烦制造者”。“两国论”不仅没有得逞，而且遭到严厉批评，克林顿总统更是把“赞成一个中国的政策、赞成两岸对话、台湾和大陆的分歧应和平解决”列为对台政策的三个支柱，不久以后又将这三个支柱明确定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两国论”在国际间被认为是“刺刀边缘政策”，同样也给亚太地区和平带来了威胁。不过，李登辉戴着“两国论”牌的“麻烦制造者”帽子，不仅未有所收敛，反而上蹿下跳，还咬牙切齿地叫嚣“愈闹愈好”，分明是对岛内民众顺应世界潮流、建立良好的国际环境民意的最大嘲弄。

面对“两国论”引起的巨大政治风波，国民党内并不平静。在李登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淫威下，只要想留在党内的人当然不敢公开反对，看着李登辉为所欲为。在1999年8月28日召开的国民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竟然把“两国论”纳入《政治任务提示案》，声称要把“两国论”作为国民党今后的工作纲领之一。

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在台湾前途上是为了突破一个中国原则，在两岸关系上是为了阻挠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对外关系上是为了图谋“国际法人资格”，在个人理想上是为了表明他的分裂心迹。他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最后击垮国民党的理论基础，以触发和推动国民党的最大最关键的一次分裂。这从李登辉下台后发表的几本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来。

在2000年3月举行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换届选举的关键时刻，面对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咄咄逼人的攻势，国民党内的反“台独”力量希望能够在李登辉退休的同时，由国民党继续掌握政权。他们认为当时的实际政治态势是，只要国民党各派力量团结起来，尤其是已经游离于党外的宋楚瑜和代表国民党参选的“副总统”连战携手合作，绝对能够战胜陈水扁。

李登辉的小算盘很清楚，他看到了这种威胁。他的既定方针是要让国民党下野，让位于既是“本省”出生、又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让位于虽说善变善骗但在主张“台独”没有改变的陈水扁。要达到这一目标，要让国民党彻底烂下去，削弱国民党的实力，保证陈水扁当选。

如何削弱国民党？李登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使用组织手段。面对党内出现的组成“连宋配”的强烈要求于不顾，坚持连战和“行政院长”萧万长组合参选，彻底逼走宋楚瑜。二是提出赤裸裸的“两国论”，引发党内政治理念上的大混乱，把一大批本来对李登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行不满、但留在党内准备借“总统”选举趁机支持连战的党员和支持群体，逼向反对“两国论”的宋楚瑜阵营，以减少连战的可能得到的选票，减少对陈水扁的威胁。在李登辉的一手策划下，国民党在选举中出现分裂，并最终失去执政权。

国民党下野后，李登辉也被迫离开国民党，但他没有停止宣扬“两国论”、打压反“台独”力量的活动，“台独”成为他的最高政治理想，成为他的生存基本要素。他本人和“台湾团结联盟（台联党）”在岛内兴风作浪，胡作非为，推出一个又一个“台独”提案，极力配合“顽固台独”的分裂活动。

李登辉顽固坚持“两国论”，反对一个中国原则，否认“九二共识”；全力推动“台湾正名运动”，图谋“废除中华民国国号”，使用“台湾共和国国号”，这是继续推动“台独”的新着力点。在陈水扁公开抛出“一边一国论”时，李登辉站在为之辩护的前列。

民进党和陈水扁为了扩大支持阵营，拉拢和分化泛蓝阵营，对“台独”进行伪装，推进“渐进式台独”。李登辉惟恐“台独”被人遗忘，高举“急独”旗帜和充当“急独”打手。这样既可以让“急独”不断发声，又能因其“急独”言行而减轻对“渐进式台独”的压力，创造出“渐进式台独”的“独味”似乎已经减少的环境，掩护“淡化、伪装台独”向前推展。

李登辉继续反对两岸“三通”，反对松绑“戒急用忍”。他声称开放“三通”会危害到“对国家主权的认同”，威胁到台湾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他危言耸听地称，台商投资大陆是“掏空了台湾经济”，造成台湾的“经济黑洞”，投资大陆的台商到时“哭哭啼啼回台湾”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李登辉还策动台联党上街示威，反对开放高端半导体产业项目投资大陆。可以说，李登辉和台联党已经成为“三通”的直接阻力。

李登辉还与台联党不断挑起族群矛盾和统独冲突。为扩大台联党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李登辉故伎重演，利用岛内存在的统独和族群矛盾，制造大陆“欺负”台湾、“外来政权”勾结大陆“联共卖台”、“外省人”欺负“本省人”的假象，煽动对大陆的敌意，煽动本省人联合起来反对外省人。

李登辉下台后的“台独”言行与作为，实质也是在向国民党内的李氏追随者招手，从理论和思想层面继续分化国民党。这是国民党在台几十年经营从中兴走向分裂、衰落甚至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