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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失去政权的最直接原因应是国民党的内斗与分裂。20世纪90年代初,新党的出走使国民党失去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人才与政治精英。在2000年台湾领导人选举前,因党主席李登辉阻挠连战与宋楚瑜合作,迫使宋楚瑜脱党独立参选,国民党的这次选举分裂直接让民进党从中渔利,国民党失去了在台湾长达50年的执政权。

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并没有因为失去政权、李登辉被迫辞去党主席与退出国民党而有所好转。相反,李登辉的阴影及其极端本土势力在党内仍具影响力,直接影响着国民党的改造与团结,也是国民党分裂与内斗的主因与未来东山再起的一大障碍。

国民党改造刚开始时,李登辉的人马不满台北市长马英九处理群众要求李登辉下台的游行抗议做法,将矛头对准了党内精英与社会形象良好的马英九。马英九不仅未能成为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的成员,而且不断受到党内这批人士的指责。李登辉及其在国民党内的旧势力,千方百计地破坏国民党的团结,要继续铲除党内的优秀人才。这同昔日李登辉搞垮国民党、将权力转移给民进党的思考逻辑与做法是一致的,即要通过国民党内的斗争让民进党继续执政。

由于选举失败造成的李连心结,在党内出现“拥李派”与“拥连派”两大势力,也是国民党改造的重大隐患。对国民党在上次台湾领导人大选中的惨败,“拥连派”将失败的主因归于李登辉,认为党主席李登辉应负最大的责任。特别是对李登辉在选举的最后关键时刻,未能按选举智囊的计划,公开发表遏制“弃连保陈”效应的演讲稿,引起“拥连派”事后的强烈不满与批评,也直接导致李登辉的提前辞去党主席。“拥李派”则对此表示不满,发表对连战的不利言论。这两种力量在党内的斗争一直在持续,而且在党内变为本土派与非本土派的斗争。

大选失败后,党内斗争在“立法院”的次级团体中的表现更为明显。当时,“立法院”内国民党的次级团体颇多,包括“台联会”、“新台湾问政联盟”、“亲政会”、“亲民会”、“协和会”、“改革会”、“原住民问政会”、“E世代问政联盟”、“国大联谊会”、“新台湾政策研究基金会”等。其中,这次台湾领导人选举后成立的“改革会”与“E世代问政联盟”,分别是拥连与拥李的主要团体。“改革会”成员包括了丁守中、朱立伦、陈学圣、郭素春、卢秀燕、赵永清、黄明和、章仁香与许舒博等人,多为连战的竞选智囊人物。“E世代问政联盟”则具有强烈的本土色彩,走的是以台湾意识为主流的李登辉路线,其成员包括陈鸿基(会长)、徐中雄、林炳坤、林建荣、林志嘉、陈根德、郑永金、陈杰儒、翁重钧、黄敏惠、王昱婷、刘宪同、林国龙等人。据报道,“E世代问政联盟”部分成员在台湾领导人大选时,便采取“非连即扁”的态度,极力主张不能让宋楚瑜当选。选后,党内有人多次主张连宋合作,该团体有人扬言,如果让宋楚瑜回国民党,他们只好选择民进党。后来,有些成员加入了台联党,有些加入了民进党,陈杰儒加入了无党籍联盟,即使留在党内的,仍是一股与党中央不能保持一致的本土势力。可见国民党内的极端本土势力或拥李势力,成为制约国民党改革与重新夺回政权的重大障碍。

党内两种势力的斗争最终导致李登辉被清除出国民党,国民党再次分裂。以李登辉为首的一批走“台独路线”的国民党成员出走,成立了以前国民党成员为主的台湾团结联盟党,并成为民进党的战略合作伙伴,也是反国民党的一股“台独”势力。

在国民党失去执政权后岛内又一次重大选举即2001年底“立法委员”选举中,由于李登辉的被清除、部分国民党本土派加入台联党参与选举及提名策略的失误,国民党再次遭遇重挫,从“立法院”第一大党沦为第二大党,失去了“立法院”的主导权。在新一届“立法院”运作中,国民党内仍不能高度团结,不断有“立法委员”站在党的对立面,与民进党为伍,迫使党中央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开除已无党性的“立法委员”,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席次再度减少,国民党力量继续下降。同时,民进党通过权力与金钱的利诱,一些国民党老党员、重要干部投奔敌营。时至今日,国民党内亲李登辉的极端本土势力并没有完全终结,仍制约着国民党的纯洁度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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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执政时曾号称有250万党员,但自失去政权后,党员更是加速流失。为重振士气,国民党曾在2000年底进行党员重新登记,虽称有105万人登记,但对党的认同度并不高。国民党在2002年一次私下调查发现,真正交纳党费的党员只有30多万人,就是说在不到两年内流失了70多万党员,与民进党党员从不足20万在两年多时间增至40多万形成鲜明对照。

国民党党员的流失,一部分是投靠从国民党中分离出来的泛蓝兄弟亲民党;一部分党员则在民进党的拉拢下投靠民进党,像有30年党龄的前“交通部长”林陵三与高雄县国民党前党部主委刘宪同等投入民进党的怀抱;部分国民党员则因对国民党的失望而退出政党。

国民党领导层成员严重老化,缺乏青年人的参与。不论在党的组织领导层,还是“国会”的“立法委员”,年龄普遍偏大,中青年严重不足,缺乏创新与活力。老化的国民党很难吸引年轻人的参与,在选举中处于劣势。相反,民进党领导层年轻,许多30多岁的人在党内担任要职,“立法委员”的平均年龄较国民党低出许多。特别是陈水扁多次选举幕僚都是30多岁的年轻人,从而吸引许多年轻人的投靠与支持。尽管国民党在党的改造中,将“年轻化”作为重要目标,要积极争取招募年轻人,提供青年干部表现的机会,并制定了“青年专案”,在种公职人员选举中,希望能保障青年名额不低于提名总额的1/4,以扭转国民党在青年人中的老化印象,争取青年人的认同与支持。但这一目标并没有达到,党内领导层青年参与率甚低,决策层更无青年人。国民党要浴火重生,必须走出老人政治的窠臼,给青年人创造更多的机会,发挥他们的优势,国民党才能焕发青春,轻装上阵。

更严重的是国民党领导层,缺乏政治领袖人物。民主政治是一场选举游戏之争,政府领导权是候选人通过选票获得相对多数或绝对多数民众的支持来获得。能否获得民众支持,需要许多条件,如候选人所属政党的形象与基本实力(非政党候选人除外)、社会矛盾是否对自己有利、现政权的执政能力与经济发展好坏、候选人个人群众魅力与形象、外部环境等。在台湾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背景下,在台湾领导人与县市长等重大单一选举中,候选人的个人形象与群众魅力十分重要。国民党在2000年岛内台湾领导人选举中失败,尽管有许多重要原因,但连战个人形象不佳与群众魅力不足,不可忽视。民进党的陈水扁是具有群众魅力的政治明星,宋楚瑜则是实力派与群众魅力皆具备的政治人物,因此两人均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由于民进党的宣传与妖魔化,连战的形象与群众魅力从一开始就受到广泛质疑,民意调查支持率一直偏低,这成为连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2004年台湾领导人选举中,连战与宋楚瑜的合作,虽然实现了泛蓝整合与团结,但两人年龄偏大,加上被民进党贴上旧势力的标签,特别是“3·19枪击案”的发生,连战仍然不敌年轻的陈水扁,再次败北。

观察目前的国民党,似乎难以找到一个年轻有为、具有群众魅力的领袖人物或者说未来颇具实力的台湾领导人候选人。党主席连战经过两次失败,不可能再代表国民党参加下次台湾领导人选举,而且会很快退出政治舞台。副主席吴伯雄、萧万长等两位副主席均已成为过时的政治人物,而且萧万长正式于2005年初辞去副主席一职。“立法院院长”王金平颇具实力,但他的亲李色彩与圆滑的性格,在党内有很大的争议性,难以获得普遍肯定。中生代形象最好的马英九则因外省人身份与软弱的性格,似不足以担当大任。特别是2004年台湾领导人选举后引发的一系列泛蓝群众的抗议活动,及在与民进党的斗争中,马英九表现不尽如人意,引起党内及泛蓝兄弟亲民党的极大不满。

胡志强、朱立伦等具有一定实力的中生代不仅缺乏选战经验,而且非党内领袖级人物。相对的在民进党内,中生代领袖人物颇多,可以说人才济济,且多是身经百战的选战骄将。实力派与领袖级人才难觅,是国民党未来发展的一大弱点,也被认为是国民党中兴的最大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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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民意投票决定的选举中夺回政权,关键在于能否找回失去的民意与群众。民众选择民进党而抛弃国民党,当然是国民党的执政让人民失望,特别是国民党的腐败与黑金政治形象,是其最大弱点与对手攻击的致命伤。

国民党如何扭转这一劣势,找回失去的民心,就成为国民党能否东山再起的又一关键问题。国民党在选举失败后,进行了认真检讨与反省,已经认识到要推动党务革新,建立民主机制,贴近民意,重视青年,重建党的形象等。国民党在失去政权后,也确实进行了一些重大改革,对党纲进行了重大修订,党主席与中常委等均依直接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精简机构与人事;未来各项民选公职提名办法,将以“党员初选”与“民意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为原则;制定“排黑条款”,即对过去有相关犯罪记录并一审判决有罪者,一律取消党内参选提名资格;改造党营事业,合并七大控股公司,将党产信托;成立K书中心与投资篮球队等以吸引年轻人。

然而,国民党百年沉疴,积弊深重,要在短期内进行彻底改革并不容易,任何重大改革都会触及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地方派系与黑金政治等结构性问题并非在短时间内所能改变的。这些改革尚未触及国民党内的核心问题,即未涉及路线争议,也没有深化改造内涵,只是进行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即便是一些技术性问题也未有深入的反省,如在第15次党代会党纲修改过程中,国民党仍不按党纲办事,在党员有意见的情况下仍以“鼓掌方式”表示无异议通过,引起极大争议,显示国民党距离落实党内民主的改造理想还有较长的道路要走。

重要公职选举的党内提名制度不够完善。虽提出以“党员初选”与“民意调查”相结合为原则,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不能有效贯彻与执行,引起争议。加上国民党与亲民党在单一选举中进行战略合作,使提名更加繁杂,争议甚大。在2002年高雄市长选举提名中,党中央在“胜选第一”的原则下不承认自己进行的党内民意调查结果,最后又极力争取支持无党籍的人士,不仅造成党内的不满与纷争,而且影响到党内团结与国亲合作。国民党若不能从制度上进行彻底的改革,为一时的选举利益而牺牲制度,没有规划,会对党的团结造成更大的伤害,不利于党的发展。

国民党的改造在近期内还无法获得民众的认同。从岛内多次民意调查看,国民党的形象居三大党之尾。2001年6月12日,台湾《联合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民进党的满意度及喜好度均居第一位,满意度为51%,喜好度为53%,而国民党分别只有29%与41%;社会形象如党的活力、重视民意、社会正义与改革程度等表现,也以民进党为最高,亲民党居第二,国民党居第三;民众对政党的认同,民进党为29%,亲民党为21%,国民党只有15%。可见,要改变国民党的形象、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同与支持,国民党还得付出巨大的努力。否则,这样的形象与民众认同度,国民党是难以发展壮大的,也是不可能夺回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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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台湾领导人选后刚一个月,李登辉表示国民党可考虑改名,即要将“中国国民党”改为“台湾国民党”,在党内再度引起激烈争论。尽管在连战以“误传”为由结束了这场可能再度伤及国民党的内争风波,但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表面上看似只是个名称问题,但实际上确实反映了国民党内的路线之争与国民党面临的困境和难题。

这个问题的背后就是国民党的本土化、“去中国化”与维护国民党的“中国性质”问题。国民党原是在大陆诞生的中国国民党,是以三民主义为基本理想,以全中国的振兴与统一为目标。然而在历史的错位下,中国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政权后,却得以在台湾生存与发展。在蒋氏父子时代,始终以中国国民党复兴中国或统一中国为目标,但未能实现。在岛内政党政治发展后,国民党面临本土化与维护中国化的困难。由于民进党是以本土势力为核心,追求台湾的完全自治与独立,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断提出挑战,迫使国民党走向本土化。在李登辉时代,国民党的过度本土化变为“去中国化”或“独台”,引起具有中国统一意识与反“台独”的部分国民党精英对中国国民党前途与台湾前途的忧患而出走,最终导致国民党的分裂。问题在于,若不进行某种程度的本土化,国民党很难与民进党抗争,很难争取以本省人为主体的本土群众的支持;若过度的本土化,便是“去中国化”,逐渐变为分裂或独立;若明显的推动中国化或两岸统一,就会引起民进党的强烈攻击与本土势力的反弹,从而使国民党在这一敏感问题上找不到着力点,左右为难。

这一问题已成为国民党面临的两难选择。在现实面前,国民党的进一步本土化不可避免,“扎根本土”成为国民党进行改造东山再起的五大方向之一。但又要与本土意识强烈的民进党区别开来,以争取客家人、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广泛支持、避免民进党的本省人政党格局,就必须维护“中国国民党”的名义,正确处理本土化与“去中国化”问题。“中国国民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具有根深蒂固的“中国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它与祖国(中国)的不寻常关系。这也是“中国国民党”不能改为“台湾国民党”的最重要原因所在。

然而,在民进党与李登辉激发的岛内民粹主义盛行情况下,国民党要在本土化与“去中国化”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并非易事。但国民党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此一问题上找到可行的路线与策略。国民党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连战在国民党第十五届临时代表大会上表示,“所谓的本土化,更不是去中国化,而是重视台湾当前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优先思考我们2300万人同舟一命的共同利益”,即提出“台湾优先,基层为本”的主张。于是国民党与民进党都在争取走一条“中间路线”。不过,民进党还是最终扬弃了所谓的“新中间路线”,继续推动以台湾独立为目标的极右路线。国民党似乎已找到属于自己的“中间路线”,即将本土化与认同中国(“九二共识”)融为一体的中间路线。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在2002年8月19日一篇“两条路线的选择”中阐述了国民党的路线,“国民党的本土化,包括:台湾民众的利益为优先,以及民主的价值至上;凡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是热爱这块土地的子民,谁也没有资格因统独立场而怀疑他人的认同;本土化不是惟我独尊,而是要汲取全球化的养分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特色,利用全球化的力量来扩张我们的经济实力。在这样本土化路线之下,国民党主张两岸之间在‘九二共识’的平台之上,彼此仍携手合作,共同创造两岸之间的和平与繁荣。”但在民粹主义盛行下的台湾,如何落实或推动这一路线,仍是国民党面临的重要挑战。

受各界质疑的“3·19枪击案”改变了2004年台湾大选结果国民党的这种定位,虽获得部分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的肯定,但未能获得更多民众的认同与支持,还是在2004年台湾领导人选举中失败,国民党不得不继续检讨自己的定位与政治路线。

这次大选之后,国民党成立了由副主席萧万长负责的“论述小组”,并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研究,于2004年8月提出国民党的政策新论述,并经中常委会议讨论,形成“民主、和平、新台湾——我们现阶段的基本论述”,提出国民党有关“国家认同”、两岸关系、宪政体制、民主自由、经济发展、人民福祉、族群问题的七大主张。在最为关键的“国家认同”问题上提出:“中华民国自1912年以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自主的国家,也许在有效管辖区迭有变更,在国际政治上屡遭挫折,但是仍不减损其为独立国家的事实。在目前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华民国是台湾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我们绝不接受丧失自主性的一国两制,也坚决反对执政党恣意变更国号,让人民陷于战争边缘。今天的中华民国已经和台湾合为一体,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民主、和平的最大保证。”

然而,这一新论述曾在党内有很大争议,也是党内不同势力相互妥协的产物。党内不仅一直存在将“中国国民党”改为“台湾国民党”的声音与主张,而且在对“台湾”、“中华民国”的定位与认同上也有很大差异。该论述小组曾提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这一与民进党基本相同的敏感主张,在党内引起极大争议,最后党主席连战将其改为“中华民国是台湾民主、和平的最大保证”,才得以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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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敏感的族群问题上,新论述指出,国民党执政时期,本土化早已是既定政策,本省政治精英已成为台湾永续发展的扎实基础。但国民党反对本土化成为族群动员的借口、变成识别敌我的标志;主张建立“多元融和的新台湾”,所有的台湾人形成“在地命运共同体”。在两岸关系方面,主张维持现状,两岸“暂时搁置主权的无解政治争议50年”,结束无止境的军备竞赛;两岸从“三通”开始,发展经贸合作,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让大陆变成台湾的机会而不是威胁。

然而,国民党的新论述能否得到党内的普遍认同,能否获得台湾民众的认同,还不能确定,尚需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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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未来发展或能否东山再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亲合并或泛蓝整合问题。2004年台湾领导人选举中,泛蓝阵营尽管实现了整合,建立了“国亲合作联盟”,连战与宋楚瑜合作参选,但仍在复杂的选战中惜败。选后,国民党或泛蓝阵营何去何从,成为新的考验。为了延续国民党,壮大泛蓝阵营,国民党主席连战主导提出国亲合并案,又引发一场激烈的国亲内部争论与权力布局斗争。对国亲两党来说,合并难,不合并也难;合并会分裂,不合并也会分裂。结局如何,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泛蓝阵营处于最艰难的时期,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的阵痛,未来发展前景并不乐观。

(一)国亲如何合并

国亲合并或泛蓝重新整合,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可行方案,可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在野党,能够有效制衡民进党。但知易行难,泛蓝内部问题复杂,矛盾重重,自然引起极大争议。在连战的布局考虑中,不仅仅是国亲两党的合并,还希望整合包括国亲两党在内的整个在野的反民进党势力,组成一个更为强大的在野党,与民进党斗争。核心问题是国亲合并于中国国民党,还是打破现有泛蓝旧格局,重组一个新政党?

若是合并于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内共识大,但却无法获得亲民党多数的认同,亲民党不愿被形象并不如自己的中国国民党“吞并”,反对声音极大,难以实现。合并于国民党的另一个问题是,要不要维持中国国民党的旧有名号?各方意见不一,分歧甚大。传统的国民党干部与支持群众,对中国国民党有很深的感情,自然不希望放弃“中国国民党”的名字,希望亲民党重回中国国民党。但国民党内本土势力则希望去掉“中国”两字。也有许多人认为就叫“国民党”,可以说无共识。若是组建新的政党,即中国国民党与亲民党均放弃现有党名,重组一个新政党,亲民党有共识,国民党内部却分歧大,反对者较多,赞成者少。

就目前形势观察与权衡利弊得失,国亲另组新政党,虽有分歧,但共识较多,成功机会较大。合并后,若叫“新国民党”则是一个很好的妥协办法,即可代表新党、国民党与亲民党等泛蓝政党的整合,又预示着国民党的新生,避开了“台湾国民党”的过度本土化色彩,也回避了“中国国民党”已不符合台湾社会发展现状的情况,也能基本满足传统国民党支持者的要求。这样做,尽管会流失国民党与亲民党的部分支持群众,但为了长远发展,为了适应台湾社会的现实,必须果敢改革与调整,否则患得患失,左顾右盼,永远走不出一条新的道路。

(二)新党要不要加入国亲合并后的新政党?

新党是一个政治立场鲜明、反对“台独”与支持统一的政党,2004年也正式改为名“中华新党”,以更突显其认同中国人与中国、认同中华民族与一个中国的含义。新党与国亲两党的政治主张有所差别,但在反对“台独”与对抗民进党方面,是站在同一条战线,因此同属泛蓝阵营。选后,新党主席郁慕明率先提出国亲新三党合并的主张。目前泛蓝整合主要是国亲合并问题。

然而,国亲希望新党加入新政党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新党的加入,将使合并后的新政党(如新国民党)背上沉重的包袱,很容易被民进党贴标签,将其归为中共的同路人,因此并不利于新政党的发展。新党最好不加入,以突显其强烈反“台独”与主张统一的极左派政党形象,减轻国亲合并后新政党的亲中色彩,保持其中间偏蓝路线。这一点,国民党、亲民党应学民进党。建国党以极右的“台独党”面目出现,协助民进党执政;极右的台联党又协助民进党连任,国亲领导人应学习民进党,不要为了壮大声势,将新党拉入,使自己又陷于被动。

在台湾这种特殊社会结构与族群矛盾下,国亲两党的合并新政党,可以争取新党支持,但绝不能公开要求其加入。

(三)合并后的政党走何种路线?

不论是国民党、亲民党还是新组的政党,必须明确政党定位与政治路线,否则只能是一群乌合之众,成不了气候。台湾著名政治评论家王健壮就表示,“找不到政治坐标,合并也是枉然”,可谓一针见血。

国亲目前的困境在于,既要高举“中华民国”大旗,又要走台湾“本土化”路线;既要反对“急独”,又将“独立”作为未来的一个选项;既认同一个中国,又不敢正面主张两岸“统一”。

国亲合并或组建新政党,要走何种政治路线,则决定着其未来发展前景。这是国亲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也是引起国亲内部矛盾与争议的重要问题之一。走本土化路线,很难与民进党相争,因为民进党已是代表本土化的象征,无法区隔与民进党的差别。要走民主路线,目前倡导“台湾新民主运动”,但这一口号也难敌民进党长期高举的“民主”大旗,也争不过民进党。

在岛内蓝绿两大政治阵营斗争与权力争夺中,泛蓝阵营惟一占据优势的一点是高举“中华民国”的大旗,强调两岸具有相同的文化,主张族群融合,反对“急独”,反对“公投制宪”,这也是泛蓝阵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然而,2004年初台湾大选之后,泛蓝高举的“中华民国”大旗与倡导的族群融合,又有被民进党接收的危险。陈水扁在“520演讲”中,经过一番包装正式承认与接受“中华民国”,不再推动“公投制宪”而是进行“宪政改造”,将统独作为未来选项(所谓的“和平发展,自由选择”),强调族群融合,从而使民进党在与泛蓝阵营在未来权力争夺与斗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可能吸收更多的泛蓝支持群众加入民进党,削弱泛蓝支持力量,让泛蓝很难找到恰当的路线定位,可能加速泛蓝的衰落,从而为民进党的长期执政创造条件。这就是泛蓝政党未来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找不到一条与民进党有所区别、切实可行、振奋人心、有明确方向的政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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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谁来做龙头老大?

国亲合并,必须找到一个有魄力、有能力、又能被大家认可的领袖,才能率领这个党向前发展。目前观察,似乎找不到一个理想的人选。而且目前国亲合并的斗争焦点变成未来龙头老大的争夺战。

马英九是国民党内与泛蓝势力最期待的未来领袖人选。在国民党内的民意调查中,马英九任党主席的支持率最高。民意调查也显示,七成泛蓝选民希望马英九成为国亲合并后的新政党主席。然而,在大选中,马英九辅选不力,连宋在台北市得票数大幅滑落;选后马英九明哲保身,处理泛蓝群众游行不当,在诸多问题上与连宋意见常常相左。特别是亲民党对马英九的不满逐渐公开化,矛盾加剧。马英九自身也缺乏政治领袖的魄力与果敢性格,没有危机处理能力,更不主张走群众抗争路线,因此不足以担当大任,没有能力率领处于困境的国民党或国亲合并后的政党走出困境。不过,若国亲合并,通过民主机制选举,其他人还是无法与马英九竞争,马英九仍是新政党的主席,这不是最好的选择,却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民主机制的结果。

宋楚瑜有能力,与连战合作不错,但太过权谋,仍有东山再起之意。宋楚瑜离开国民党、创建亲民党,不大可能再回国民党任主席或出任组建新政党主席。目前,国民党新生代与本土派“立法委员”就公开表达反对宋楚瑜出任新政党主席的意见。这是否会影响宋楚瑜领导的亲民党与国民党合并,值得观察。宋楚瑜对国亲合并的表态带有很大玄机。尤其是对马英九的公开批评,被认为是“宋马权力之争”。关键在于宋楚瑜两次大选均应赢未赢,心有不甘,还有试图东山再起的意愿,而马英九是他在泛蓝内部的最大对手。这是“宋马心结”的根源所在。

就理论上而言,连战的能力与形象,较为适合担任新政党的主席。但连续两次败选的挫折,“五六七联盟”新生代强烈要求连战下台与进行世代交替及包括胡志强等在内的重量级人士要求“王马共治”的呼声不断高涨,使连战缺乏足够的正当性出任未来新政党的主席。然而,处境艰难的泛蓝阵营特别是国民党,若连战就在此时“退休”,交出权力,国民党内部权力争夺将更激烈,国亲合会迅速夭折,泛蓝阵营的整合也成为问题。

王金平更是无法获得国亲两党广泛信任,难当共主。在目前国亲处境艰难、权力争夺暗潮汹涌的情况下,也许只有连战才是合适的人选,才能稳住阵脚。待新组政党逐步走上正轨后,连战交出权力,再由党内的民主机制产生新的领袖人物,才是正途。

(五)合并引发的内部矛盾与斗争

国亲合并不仅涉及路线之争,而且要触动权力布局、个人利益等,从而引发一场激烈的内部矛盾与斗争。国亲合并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工程,不仅国亲两大党之间要获得共识,国亲两党内部也先要整合,达成一致。自连战启动国亲合并行动后,国亲各自内部与国亲之间就展开激烈的斗争,问题逐一浮现。

一是国民党内的矛盾与斗争。国民党上层对国亲合并虽持正面看法,认为应该合并,但在合并方式、合并时机、合并后党的名称及合并与党内权力交替谁优先等方面却存在很大的差别,党内的矛盾难以调和。

国民党中常会会议,虽然对国亲合并没有异议,均认为应该合并,但如何合并却有两种观点,形成两个阵营。马英九、徐中雄、陈学圣等坚持合并必须符合“程序正义”与党内民主机制,要求听取基层党员的意见,主张“由下而上”的合并路线,甚至有人主张通过“公投”决定。以连战为代表的党内多数主流意见则认为由党中央主导推动,达成一致,再到基层宣传做工作,争取认同,即走“由上而下”的合并路线。“由下而上”虽符合民主程序与原则,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沟通与整合,争议可能更大。“由上而下”虽在程序上有缺点,但效率高,有助推动合并。同时,国民党内部还在先合并还是先改革,是合并优先还是世代交替优先等诸多问题上存在争议。“五六七联盟”就公开要求连宋交出权力,实现世代交替。

二是亲民党内的矛盾。党内意见不一,有主张合并者,有主张合作者,有主张国亲重组新党者。但较之于国民党,内部分歧不是太大,而且宋楚瑜可以主导政策方向。

三是国亲之间的矛盾。这是国亲合并的主要矛盾。国民党内主流意见是希望合并于中国国民党,而不是重组新政党。国民党副主席王金平就支持国民党作为合并后的“续存机构”。亲民党虽认同合并,但不是合并于国民党,而是应打破现有格局,重组一个新政党。宋楚瑜对国民党提出多个国亲合并的条件如清除“李骨派”、消除黑金、妥善处理党产等。合并后,由谁来出任新政党主席,国亲两党不仅主张不同,而且明争暗斗。特别是国民党内反对宋楚瑜任党主席的声音很高。国亲两党“立法委员”杂音多,常常出现不当言论,影响合作气氛。吴敦义、陈建治、曾蔡美佐与陈宏昌等国民党本土“立法委员”质疑国亲合并。陈宏昌不仅表示国亲合并是“把毒药当补药”,而且强调若国亲非合并不可,前提是宋楚瑜宣布不出任党主席,而且合并后必须以国民党为主体性,坚持走国民党的路线,从而引起泛蓝支持者的强烈不满。亲民党“立法委员”对国民党本土“立法委员”不满,要求国民党清除“李骨派”,要求“政治人物扬弃权谋算计”,李庆安更强调国亲两党应将有能力的人组成“菁英团队”,“去芜存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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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泛蓝群众对国亲合并及国民党的改革等诸多问题的看法也有相当大的分歧。国民党政策会内部民调显示,支持合并的群众有47%,不过仍有近1/3(占三成二)不主张合并。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四成一认为最迫切的任务是党的改革,而不是世代交替;而对国民党应是否更名为“台湾国民党”、“国民党”或维持“中国国民党”,各均只有两成多,可见分歧之大。这也暗示,国民党无论如何改革,国亲两党是否合并,终会失去部分支持者。泛蓝群众甚至公开围攻国民党本土派“立法委员”,甚至将矛头指向王金平,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另外还有国亲领袖个人之间的矛盾。连马矛盾、马宋矛盾等不断浮上台面,多次出现公开的指责与批评,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影响合并气氛。可见,国亲合并虽是方向,也是泛蓝群众的主流民意,但过程将充满着艰辛与痛苦,后果也不易确定。

(六)泛蓝阵营前景不乐观

在台湾政党政治发展逐渐趋向两党政治的趋势下,泛蓝阵营特别是国亲两党合并是一种趋势,总体上有利其发展。但合并工程相当庞大复杂,党名、路线、方向、定位、目标、组织体制、主席人选、下届领导人候选人布局等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知易行难,合并前景并不乐观。

2004年底“立法委员”选举后,虽然泛蓝阵营取得议会多数席位,但亲民党当选“立法委员”的席次减少,使得选后并未出现国亲合并孙中山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建者,毕生致力于国家统一,民族振兴。今日在野的中国国民党能否东山再起,备受各界关注。(作者王建民在孙中山画像前留影)的整合行动,反而因选举恩怨,亲民党在宋楚瑜主导下,调整发展路线,实现“扁宋会”,企图在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国亲合并出现新的变数。

就岛内政党力量对比观察,民进党执政,掌有庞大资源,仍处于迅速上升时期。国民党沦为在野,泛蓝整合不易,资源又正在消耗殆尽,没有出现时代发展所需要的雄才大略式的领袖人物,泛蓝势力衰落仍会持续下去。

国民党或国亲合并后的新政党能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能不能在2008年取得执政权,不仅取决于该党的改革与发展,而且还取决于民进党执政会不会犯下大错。若民进党还是搞冒险的“台独”活动,台湾经济出现大的波动,让人民吃到苦头,国民党或新政党可能就有机会执政。然而,这种理性的分析,并不能保证泛蓝按照人们设想的方向发展,就像岛内政局的变化一样,没有规律可循,经常出现意外。

国亲合并或泛蓝整合是大势所趋,但合并之路维艰,整合过程难免出现分裂。即使合并成功后,也不能保证未来不再出现分裂。从第三世界民主国家或地区经验看,政党重组频繁,是一种常态,台湾政党尤其是泛蓝阵营也难逃此一命运。

在这种背景下,国亲合并或泛蓝整合,都会影响到国民党的未来发展,既不能排除国民党东山再起与重新在台执政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历史中因政党的重组或持续衰败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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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简历(1866—1925)




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后以中山名世。1879年(光绪五年)去美国檀香山读书。1884年后回香港、广州学习。1887年入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毕业后行医澳门、广州。1894年上书李鸿章主张革新,遭拒绝,遂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次年,于香港设兴中会总部,准备广州起义,事泄逃亡国外。1900年组织惠州起义。1905年8月,在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创办《民报》,提出三民主义学说,与改良派全面论战。此后积极发展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多次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2月29日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在南京就职,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成临时参议院,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后因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妥协,2月13日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8月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被选为理事长。9月任全国铁路督办。1913年因宋教仁被害,发动二次革命,旋败。1914年7月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被推为总理。1915年至1916年,两次发表讨袁宣言。1917年因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任大元帅,誓师北伐。次年遭西南军阀排挤赴上海。1919年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回广东,次年任非常大总统。1922年因陈炯明叛变,退居上海。在绝境中得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1923年驱陈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大本营。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改组中国国民党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11月应邀带病北上讨论国是,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号召同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作斗争。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著作有《中山全书》、《总理全集》、《孙中山选集》等。

蒋介石简历(1887—1975)



浙江省奉化人。名中正,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1907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留学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23年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势力。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率师北伐途中,于1927年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在各地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不断进行新军阀混战。1931年“9·18”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围攻红军革命根据地。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抗日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任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

抗日战争期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参加美、英、中三国开罗会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6年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命令进攻解放区,单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宪法。1948年擅自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被迫发表《引退谋和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1949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与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蒋经国简历(1910—1988)

浙江省奉化人。蒋介石长子。早年在家乡、上海、北京接受中小学教育。1925年去苏联,先后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红军中央军事政治研究院学习。在苏期间,曾任农村苏维埃副主席,工厂技师、厂长。1935年与苏联人芬娜(后名蒋方良)结婚。

1937年返国后,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新兵督练处处长,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员兼赣县县长,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主任,在赣南推行新政。1943年赴重庆,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三青团第二处处长,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1948年任上海经济区督导办事处助理督导,同年底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到台湾后,历任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委员,“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部长,兼“国家安全会议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1972年任“行政院”院长。1975年任国民党中央主席。1978年任台湾“总统”,兼任“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主任委员,“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

1987年7月宣布解除“戒严令”。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1987年11月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病逝。

李登辉简历(1923—)

台湾省台北县三芝乡人。祖籍福建省永定县。淡水中学、台北高等学校毕业。1946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农业经济系肄业。1948年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两度留学美国,1952年获艾奥瓦大学经济硕士学位,1968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博士学位。

曾任台湾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52年任台湾省“农林厅”经济分析股股长,合作金库研究员。1957年后任“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技佐、技正、农业经济组组长。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后,被延揽入阁,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政务委员”。1976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78年任台北市市长。1979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81年出任“台湾省主席”。1984年当选“副总统”。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后,继任“总统”、国民党中央代主席。1988年7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主席,“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安全会议”主席。1990年3月,当选“总统”。在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中,高票当选。1999年,公然提出分裂国家的“两国论”。在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中,反对连战与宋楚瑜合作,并对本党候选人连战支持不力,导致败选,国民党失去在台执政权。在国民党党员的强烈抗议下,李登辉被迫于同年3月24日辞去党主席,不久被国民党开除党籍。2001年8月,成为主张“台独”的台联党“精神领袖”,也是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总代表。



连战简历(1936—)


台湾省台南市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安竹秀小学,重庆南山小学肄业。1957年台湾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毕业。1959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获国际公法与外交学硕士、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及康涅狄格大学。

1968年返台,任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政治研究所所长,代理法学院院长。1969年9月为台湾出席联合国“代表团”顾问。1975年任台湾驻萨尔瓦多共和国“大使”。1976年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青年工作会主任。1978年兼任“世界青年反共联盟台湾分会”首任主席,同年7月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8月任“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81年任“交通部”部长。1987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同年7月兼任香港小组召集人。1988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1990年6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93年任“行政院院长”。

国民党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至第十六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常务委员。第十四届起任副主席,第十五届任第一副主席,现为国民党主席。

1996年,当选台湾首次民选“副总统”。在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中,候选人连战因国民党分裂而败选。同年3月,代理国民党主席;6月第十五次党员代表大会临时会议上当选党主席。在2004年台湾“总统”选举中,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合作参选“正、副总统”,因发生“3·19枪击案”意外事件,再次败选。

系《台湾通史》作者连横之孙,已故台湾政要连震东之子。

1970年被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长于政治学研究,著有《民主政治基石》、《西洋政治思想》、《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台湾——1983年至198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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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进步党简介

1986年9月28日,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追求民主自由、主张“台湾住民自决”的各股“党外”势力组建成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打破了国民党长期“一党专制”的局面。民进党成立后,逐步变为一个公开主张与追求台湾独立的政党。在2000年3月“总统”选举中,因国民党阵营的分裂,民进党取得执政权,成为执政党。

一、基本情况

民进党自成立后,到执政前,基本支持者一直保持在35%左右。2000年3月上台后,民进党不断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资源积极发展基层实力。

(一)选票实力稳步上升。自1989年首次参选后,民进党的得票率一直稳步增长。在“立法委员”选举方面,1989年第一届“立法委员”选举得票率为2829%,1992年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得票率为3609%,1995年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得票率为3317%,1998年第四届“立法委员”选举得票率为2956%,2001年第五届“立法委员”选举得票率为3338%;2004年第六届“立法委员”选举得票率为3972%。目前民进党在“立法院”所占的席次为87席,为“立法院”第一大党。在县市长选举方面,1989年第11届县市长选举得票率为3834%,1993年第12届县市长选举得票率为4103%,1997年第13届县市长选举得票率为4312%,2001年第14届县市长选举得票率为4527%,获得9个席次,连同高雄市,目前执政的县市共有10个。在“总统”选举方面,1996年“总统”选举得票率为2113%,2000年“总统”选举得票率为393%,2004年“总统”选举得票率为5011%。

(二)党员人数稳步增加。民进党成立之初,民进党的党员人数仅有1万余人,1995年发展为8万余人,1999年发展到20余万人。2000年3月上台后,社会上涌起了一股入党潮,民进党党员数成倍增长,目前已突破40万人。

(三)政党认同度稳步上扬。民进党成立之初,民进党的民意认同度仅有7%,1996年升为15%,在上台前一直维持在20%左右。上台后,其民意支持度一直维持在23%—29%之间,居于国、亲两党之上,成为岛内第一大党。

二、组织架构

民进党的党务机构主要分为中央、县市及乡镇市区党部三级。各级区域组织以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委员会为执行机关,评议委员为评议机关。

(一)“党员代表大会”。为该党最高权力机关,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一次,代表任期2年。主要职权为修订党章,议定党纲,听取并检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罢免中央执行委员及评议委员等。

(二)主席。党主席的产生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任期2年,连选可连任一次。历任党主席为江鹏坚(第一届)、姚嘉文(第二届)、黄信介(第三、四届)、许信良(第五、七届)、施明德(第六届)、林义雄(第八届)、谢长廷(第九届)、陈水扁(第十、十一届)、苏贞昌(第十一届补选)。

(三)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常务委员会行使职权。中执会共设委员35人,其中由“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出30名委员,并互选10人为中常委,任期均为2年,可连选连任。除党主席为当然中执委以及中常委外,并增列4席当然中执委以及中常委,当党主席为“总统”时,为“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以及“总统”指定的3人;当党主席非“总统”时,为“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干事长与书记长及县市长之间互推1人。

党主席可就中常委中提名副主席1—3人,经中执会同意后任命。中央党部设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1—3人,由主席任免。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组织、外交、大陆事务、侨务、社运、文宣等部门。

由于中执会与中常会均采合议制,也即重大决策必须经由多数委员的同意。中执会尤其是中常会经常成为党内各大派系进行权力争夺与利益分配的场所。目前党内的派系主要有“正义连线”(第一大派系)、“新潮流”、“福利国”、“新世纪”、“新动力”、“台独联盟”等。

(四)中央评议委员会。设委员11人,候选委员3人,由“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出,并由评议委员互选1人为主任委员,任期均为2年,可连选连任。

(五)地方组织。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民进党的基层组织逐步完善,目前已在各县市设立了县市及乡镇市区党部。

三、政策主张

追求“台湾主权独立”是民进党的基本政治目标。其政策主张具体有:

(一)政治主张。民进党自成立之日始就带有严重的分离倾向,声称“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并于1991年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列入党纲,叫嚣“独立建国、制定新宪,依据国际法原则重返国际社会”,“两岸依据国际法在国与国的关系下发展关系”等等,蜕变为地地道道的“台独党”。然而,这一激进“台独”主张却阻碍了民进党的发展,民进党后来不得不对“台独党纲”进行了一些淡化处理,并于1999年5月8日通过了所谓的“台湾前途决议文”,逐步由过去叫嚣“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与“台湾共和国”转变为鼓吹“维持现状就是独立”的“事实台独”,声称“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其主权领域仅及于台澎金马与附属岛屿;台湾,固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都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2000年3月上台后,陈水扁鉴于民进党实力有所增长,于2002年8月3日抛出了“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谬论,彻底暴露了“台独”真面目。
(二)两岸关系主张。民进党并将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列入该党“外交”之中,即视为“国与国的关系”宣称海峡两岸“应以平等地位进行和平竞争”,透过全方位对话,寻求深切互相了解与经贸互惠合作,建立和平架构,以期达成双方长期的稳定与和平。

(三)对外关系政策主张。宣称台湾应广泛参与国际社会,并以寻求国际承认、加入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为奋斗目标。对外不再坚持使用“中华民国”,并以各种不同名称,广泛参与各类官方及非官方国际组织。

(四)政治制度主张。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排除任何形式的暴力与专制”,建立“以多数人的自由意志、自由决定为基础的法政秩序”,“保障基本人权、国民主权、权力分立与制衡、责任政府、依法行政、司法独立、政党平等与自由”等等。

(五)文化政策主张。提倡发展“新国民意识”,推动中小学教育教材本土化,重塑台湾民众对台湾历史文化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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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民党简介


2000年3月31日,宋楚瑜结合一批政治人士正式宣布成立以“人民第一”为宗旨的亲民党,并逐步发展成为国民党、民进党之外的台湾第三大党。

一、基本情况

亲民党成立后,依靠党主席宋楚瑜的个人魅力及“立法院”党团的优秀问政品质,取得一定发展。

(一)具有一定选票实力。在2001年底县市长与“立法委员”选举中,第一次参选的亲民党在“立法委员”选举中获得46个席次,得票率为1857%,在县市长选举中获得台东与连江两个席次,得票率为236%;在2002年初举行的县市议员、乡镇市长选举中,亲民党获得4席乡镇市长,49席县市议员;在2002年6月举行的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选举中,亲民党共获得58席乡镇市民代表,20席村里长;在2002年底台北市、高雄市市长及市议员选举中,亲民党共获得8席的台北市议员,7席高雄市议员。不过,在2004年“立法委员”选举中,亲民党仅获得34席,得票率降为139%。

(二)政党认同度有所上升。亲民党正式成立前夕,民意调查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亲民党已拥有12%的支持度,之后一直稳步向上发展,一般维持在17%左右,居于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支持度之间。

(三)党员人数稳步上升。亲民党成立后,在选举中坚定支持宋楚瑜的民众逐步转化为亲民党的党员、认同者或支持者。亲民党成立首日,各地要求加入亲民党的民众非常踊跃,该党正式党员现已突破6万人。从亲民党党员的省籍来看,外省籍、本省籍(包括闽南人和客家人)、原住民等各个族群都有,打破了外界对亲民党将沦为“外省党”的疑虑。

二、组织架构

亲民党的组织架构主要分为中央与地方二级制,各级组织以各级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委员会为执行机关。

(一)“全国委员会”。为该党最高权力机关,会议每年由党主席召集一次。“全国委员会”主要由曾任或现任各级公职、“民意代表”、各级党务干部以及各界具有代表性的党员组成,名额约400人左右。主要职权有:修订党章,议定党纲,听取并检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罢免中央执行委员,议决本党重大政策议案。

(二)主席。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任期2年,连选可连任。副主席若干人,由主席提名,报请“全国委员会”备查。2002年5月15日,在亲民党首次举行的党主席选举中,同额竞选的现任党主席宋楚瑜以9946%的超高得票率顺利连任。目前副主席为宋楚瑜在2000年“总统”选举时的副手张昭雄。中央党部设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若干人,由主席任免。中央党部并设中央咨询委员会,设咨询委员若干,由主席聘任。中央党部下设政策研究中心、组织部、文宣部、行政部、财务部五个单位。

(三)中央执行委员会。共设委员21人,除主席、副主席为当然委员外,其余19名皆由“全国委员会”直接选举产生,任期2年,连选可连任。其中比例分配为现任“立法委员”9人,现任行政首长、政务官、党务主管5人,“地方民意代表”5人。并规定中央执行委员每星期定期召开一次会议,由党主席召集并主持。由于目前亲民党仍属于草创期间,为避免内讧,党内并未选举中执委。

(四)地方组织。亲民党成立之后,就开始积极建立地方党部,招募党员。

三、政策主张

亲民党成立之后,陆续就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两岸关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

(一)两岸政策主张。依循“国统纲领”相关原则,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基础上,进行两岸协商,惟未来台湾现况的任何改变,皆须经台湾全体人民的同意。依“三阶段整合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搁置统、独争议;第一阶段进行经济性及功能性“交流”,开展两岸经贸互惠合作;第二阶段推动两岸“社会互动”;第三阶段则迈向“政治整合”。中共应明确承诺放弃武力犯台,展开两岸互惠平等对谈,确保“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的生存空间。发展两岸经贸,以“全球布局”与“策略性开放”的原则,尽速开放“三通”,发展两岸经贸,善用台湾优势条件,以大陆市场及资源发展台湾经济。

(二)政治主张。主张维护“中华民国宪法”,建立权责相符的“宪政体制”,回归“双首长制”的宪政规范;尽速制定“政党法”、“游说法”及“政治献金法”,健全政党政治。

(三)经济政策主张。主张解决失业问题,改善投资环境,加速财政金融改革,重振经济发展。厘清政商关系,杜绝一切黑金白金政治,创造廉洁有效率的投资环境。积极创造就业机会,加强劳工职业训练,建立劳资协商网络,兼顾劳工权益与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竞争力,积极发展新兴关键性产业,辅导传统产业。

(四)“防务外交”政策主张。建立全民“国防”,强化科技战力,以“前进防御”为战略目标。发展“多元外交”与“全方位外交”,采务实态度参与国际社会。积极争取加入国际组织,加入区域安全与功能性组织。革新侨务工作,争取海外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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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党简介

1993年8月10日,赵少康、王建煊等7名国民党中生代“立法委员”因不满李登辉日益偏离一个中国原则,推行“台独”分裂路线而成立的政党。

一、基本情况

新党成立之初,一度活跃于台湾政坛,成为国民党、民进党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并在“立法院”扮演关键性少数的角色。但1997年后,新党因政治主张出现争议内讧不断等原因逐步陷入发展危机,在2001年底“立法委员”选战中,更因同质性极高的亲民党的挤压而走向泡沫化。

(一)选票实力薄弱。在1993年底县市长选举中,新党获得554%的选票,一举跨过5%的政党门槛;1994年底省市长选举得票率为770%;1995年底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得票率为1295%,获得21个席次,成为“立法院”关键少数;1996年初第三届“国大代表”选举得票率为1367%。此后,新党的实力不断削弱,如在1997年底县市长选举中,新党仅获得142%的选票,在1998年“立法委员”选举中,新党得票率下滑至706%,仅获得11个席次;在2001年县市长及“立法委员”选举中,新党仅在“立法委员”选举中获得1个席位,得票率降至261%,因未跨过5%的政党门槛而走向泡沫化。在2004年“立法委员”选举中,新党当选1席。

(二)党员人数少。由于新党在成立之初自我标榜为“柔性政党”,因而党章规定,党员享有充分的自主权,随时可以加入或退出,也不必交纳党费,导致新党缺少实质意义上的党员,大多为认同新党的“义工”和“精神党员”。在新党实力鼎盛的时候,新党自己号称“精神党员”达到6万人,目前党员总数仅有千余人。

(三)政党认同度低。新党在成立之初的政党认同度高达10%,最高峰为15%,但之后认同度逐年下降,目前仅维持在2%—3%之间。

二、组织架构

新党在成立之初因经费缺乏,为了在组织形式与国民党、民进党进行区隔,并未设立中央党部和地方党部等党务机构,其组织原则是“以议会为中心,民意为依归,选举为手段”,中央设立“立法院党团”、“国民大会党团”和“竞选及发展委员会”,地方设置县市“竞选及发展委员会”,主要通过“全体公职人员大会”以执行党章、政纲的修订工作。

“竞选及发展委员会”主要负责党的决策与具体运作事务,主要由“立法院”党团成员、直辖市议会党团成员,各地“竞选及发展委员会”召集人、县市以上行政首长及议会正副议长等人组成。“竞选及发展委员会”设召集人1名,由委员互选产生,任期1年,可连选连任。召集人对内总理党务,对外代表该党。“竞选及发展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处理该党经常事宜。

2001年“立法委员”选举走向泡沫化后,新党开始进行改造,决定向刚性化发展,2002年9月新修订的党章中规定:党组织分为中央及地方二级制,“中央”设置“全国委员会”,地方依党员人数及功能设地方党部或特种党部,海外另设海外党部。各级党部依实际需要设立幕僚单位与工作会,处理各级组织授权的事项。

(一)“全国党代表大会”。为该党最高权力机构,主要职权为选举“全国委员会”委员,决议“全国委员会”所提党章修正案,罢免党主席,议决其他事项。

(二)“全国委员会”。为该党最高党务常务机构,“全国委员会”人数最多不得超过31人,主要职权为选举党主席,监督协调党务推动,对重大人事的任命案行使同意权等。

(三)主席。由“全国委员会”委员互选产生,任期1年,连选可连任一次,党主席对内总理党务,对外代表本党。全委会置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1—3人,由党主席提名,并经全委会同意后聘任之。新党现任主席为郁慕明。

三、政策主张

新党在“建党宣言”中明确标榜将发挥“革新政治、安定政局、制衡两党”的作用,认同孙中山先生的理念,追求民族统一、政治民主、民生均富的目标,坚守公义、平等、安全、务实、干净的原则。

在两岸关系方面,新党主张中华民族应固守原有之疆域,守死不去,一寸山河一寸血,不容异族染指,亦不容分裂国土。坚决反对“台湾独立”、割裂民族脐带。在发展两岸经贸方面,主张开放两岸直航,促进全面交流;保障台商权益,争取大陆市场;建立互利共生的“大中华经济圈”。在政治方面,反对专制政治,反对独裁,主张实行“内阁制”,反对黑金贿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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